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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车臣之鉴》第四章 终点又回到起点的战争(之四)痛定思痛话得失—评第一次车臣战争  

2017-05-01 10:28:13|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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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12月开始的第一次车臣战争,到1996年底终于结束了。同大多数战争一样,它也是在政治家们感到脑汁已经绞尽,政治手段宣告失败,似乎已经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联邦方面讲,这场战争对于阻止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制造分裂、遏制更多民族自治共和国脱离俄罗斯的倾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不管联邦政府还是叶利钦本人,都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因为虽然动武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民族分裂势力,但客观上毕竟是一场骨肉相残。在战争中倒下的是兄弟姐妹,破坏的是自己用双手建起的家园,杀戮的是自己的亲人。

在战争爆发前,有人确实说过“这将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当战火熄灭、硝烟散尽后,人们把《哈萨维尤尔特协议》拿在手中,仔细阅读有关车臣政治地位的条款,发现与战争爆发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仿佛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这时,人们不得不发出感叹:历史真的不幸被他们言中了。

难怪有人指责列别德是“叛卖”,是“投降”,可是当时除了签字,俄罗斯还能做什么。无须讳言,古今中外任何一次交战双方的妥协,都是在同时感到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发生的,否则肯定要打出城下之盟。

诚然,直到现在,也不能断言俄罗斯就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因为许多国际问题专家把它看作俄罗斯通过武力防止国家分裂的尝试;是在当今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泛滥情况下寻求解决办法的一种探索。可以肯定,这种尝试和探索一定会给后人留下许多启迪,遗憾的是它的教训肯定多于经验。也就是说,作为“科研项目”,对这种尝试和探索中的投入实在是太多了,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从而使俄罗斯成为无人言败的败者。这个结论从下面几方面可以得到证明:

1.事实上承认了非法政权

将近两年的车臣战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车臣政治地位问题,只是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决定将其推迟到5年后解决,把问题和隐患留给了下届政府或者更聪明的、未来的政治家。如果仅此而已,也可以认为联邦政府暂时达到了预期目的,因为尽管从局面上看还在原地踏步,但毕竟首先阻止了国家分裂。

但是从车臣方面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所周知,在1994年战争爆发前,通过武力推翻原有苏维埃政权,进而宣布独立,自封为总统的杜达耶夫并没有得到联邦政府承认,他的政权也一直被看作非法政权。1995年,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获得解放、杜达耶夫逃进深山后,联邦政府又把原来的车臣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扎夫加耶夫请出来,走了一个不被人们认可的过场,使其取代杜达耶夫,当上了车臣总统并组建了合法政权。可是一年以后,在列别德与马斯哈多夫签订《哈萨维尤尔特协议》时,扎夫加耶夫就像一个弃婴被抛在一边,并且于1996年11月16日不得不将总理职务拱手让给马斯哈多夫;在1997年1月27日又眼看着后者当选为车臣总统。对于马斯哈多夫出任总理和当选总统,联邦政府都是认可的。在马斯哈多夫就职时,叶利钦还发去了贺电并派人前往车臣祝贺。至此,马斯哈多夫等人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摇身一变,成了合法政权的领导人。而这种变化是在联邦政府同意甚至是帮助下进行的。对于车臣方面来讲,完全可以认为是通过两年战争获得的。难怪在《哈萨维尤尔特协议》签字后,非法武装在格罗兹尼大街上得意忘形地对天鸣枪,庆祝胜利。

确实,在《哈萨维尤尔特协议》中明确写着车臣地位留待2001年12月31日前解决,可是,在非法武装已经掌握了政权,车臣在事实上已经享有了独立地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能比战前容易解决吗?可以说,政权旁落是俄联邦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最大败笔,也是评价它在战争中胜利与否最重要的标致。

2.加剧了经济危机

车臣危机始于1991年,战争爆发于1994年底。这段时间正是俄罗斯刚刚从前苏联分离出来,本身的经济体系尚未完善的历史时期;是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步阶段;是俄罗斯人民选择了另一种社会制度,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准备向大洋彼岸进发的关键时刻。不幸的是战争爆发了。大量的军费支出、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使濒临崩溃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据联邦财政部副部长阿列克萨申科在战争仅进行了一个多月后估算,仅军事行动就花费了8000多亿卢布。此外,还有几十万从车臣和相邻地区逃出来的难民需要安置;把格罗兹尼恢复到战前水平大体又需要50000亿卢布,这些支出使联邦政府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有资料显示,在整个车臣战争中,俄罗斯的直接支出约为50—60亿美元,折合30 000亿卢布。如果加上战后重建,损失总计在120 000亿左右。

3.损兵折将民怨沸腾

战争最直接的损失和最恶劣的影响就是人员伤亡,而这场战争最后提供的伤亡数字,肯定是联邦领导人在决心打这场战争时始料不及的。因为战争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是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成因。

应该说是骄狂的将军把叶利钦架上了战车,他们在预测这场战争结果时竟然认为:“只要有两个伞兵团,在两小时内就可以解决问题”。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开战之前造势的问题,但主战的将军们把车臣非法武装看得不堪一击也是事实。试想,如果一个恶性肿瘤能够在瞬间被切除,哪个患者还能犹豫和徘徊呢?不要说这个瞬间是两个小时,就是两天、两个星期,能有多大伤亡?经济上能有多大损失呢?然而从战场传来的消息根本不是将军们吹嘘的那样,以至于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两年。

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截止1996年8月30日签订《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在这场战争中,俄军共阵亡2 837人,其中包括俄军驻北高加索内务部队副司令尼古拉斯上将和另外一位中将。伤13 270人,失踪337人,被俘432人。共损失飞机5架,作战直升飞机8架,坦克、装甲运兵车、步兵战斗车和装甲侦察车500多辆。这就是说,在车臣战争中,每个月俄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当年苏军在阿富汗战场上平均每月死亡132、伤450人的数量。

不断从前线传来的噩耗,让俄罗斯人民对这场战争的前景越来越担忧,对领袖的决策越来越失望。这种心态首先在议会反应出来。1995年4月12日,国家杜马以286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调节车臣危机的措施》,主要内容是禁止在未经杜马审议的情况下对车臣动武。这个决议虽然后来被总统行使权力否决了,但它已经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

1995年6月21日,国家杜马又因车臣问题通过了对政府不信任案,直到叶利钦被迫撤消了联邦副总理、国家民族事务和地区政策部部长叶戈尔、联邦安全局局长斯捷帕申、联邦内务部长叶林的职务,双方才达成妥协。

车臣战争还使叶利钦的民众支持率大幅度下降,这种趋势甚至将要影响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据调查,叶利钦在1996年初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5%,而他的竞争对手久加诺夫却是17%。到第一轮大选时才达到30%多一点。如果不是他与列别德结盟,而且适时结束了车臣战争,1996年大选后的克里姆林宫就很可能更换主人。当然,影响民众支持率的原因很多,但是,车臣战争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为什么一直被称为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军队在基本没有正规部队的车臣非法武装面前,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呢?叶利钦后来在讲话中指出:国防部缺乏资金,导致军事指挥机构、陆海空三军几年中几乎没有搞过战斗训练。车臣战争表明,司令员、指挥员和司令部缺乏实战指挥经验,军官、士官和士兵们几乎没有打过枪、没有驾驶过战车和飞机,没有执行过其他战斗任务。

给派往车臣的各部队提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拆封后的故障率一般都在35%左右。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运兵车在装运和行军途中就已经不能使用。

军队的战斗行动和训练实际上没有经过认真组织。许多指挥员和司令部参谋甚至没有大比例尺地图,人员没有得到全部必需品(包括器材,规定的弹药,构筑工事用的挖掘工具等)。在车臣行动的头几天,官兵们甚至没有吃过热食品。被派去执行战斗任务的军队就是如此毫无准备。

从总统后来掌握的情况看,车臣战争就是在这种几乎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展开的,它不仅造成了部队不必要的伤亡,而且对士气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4.殃及无辜激化民族矛盾

战争不可能不殃及无辜,而且任何一场战争伤亡最多的总是平民,第一次车臣战争也不例外。有资料显示,在这场战争中,车臣方面共有10万人伤亡,其中1.5万人被打死,60多万人沦为难民。这就是说,在这场战争中,整个车臣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受伤或死亡,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家园。摇动着亲人的尸骨,呼喊着他们的名字,面对一堆堆瓦砾,人们应该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可以肯定,大多数饱受战火煎熬的车臣人民,能够在车臣新政权的领导下,开始为建设新车臣而工作,只是埋在他们心头的阴影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另外一些人则很可能怀着阴暗的心理加入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行列,以恐怖手段与联邦进行非对称、非对面的斗争。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车臣恐怖分子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恐怖事件,其中根本没有政治目的,仅仅出于为亲人复仇,受民族极端分子挑唆、训练及资助而制造自杀性爆炸恐怖事件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恐怖事件总次数的一半。有个被逮捕的“黑寡妇”在供认自己作案动机时,坦率地告诉人们:“我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俄罗斯的某一个地方炸死自己,而且让陪葬的俄罗斯人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俄罗斯人残害我的同胞。”这种难以抚平的伤疤、难以慰藉的心理,这样尖锐的矛盾,不能不说与这次战争有直接关系。

但是必须承认,在这场战争进行过程中,不管俄军付出了多大代价,不管形势多么险峻,叶利钦从未产生过进行种族屠杀的念头。相反,他一直把整个过程当作一个家长在教育自己犯了错误的孩子,觉得在言教无效时需要辅之以适度体罚,但原则是不能往死打,甚至不能打坏。促使他形成了这样一种心态的原因主要是:(1)在他看来,车臣毕竟是俄罗斯的一个共和国,车臣人同样是自己的子民。(2)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前后,恐怖分子的活动还没有那么猖獗,似乎还有政治方面的动机,同时也受到某种约束,还没有直接威胁到俄罗斯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3)他本人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登上政治舞台的,这是他所以得到西方支持的重要原因,叶利钦不想失去这种支持,只好使自己的行为相对“检点”。

由于领导人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决定进行这场战争的,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俄军始终表现得缩手缩脚、犹豫不决。不仅在使用重武器和进行空中打击时表现得相当谨慎,从而使俄军失去了装备方面的优势,而且不管战场的形势多么有利,只要车臣方面提出停火,联邦方面马上就有积极回应,以至于使联邦军队几次丧失了早日攻克对方最后堡垒的良机,给对方提供了喘息、进而得到支援和补充的机会。

从战术上讲,叶利钦的“仁慈”反倒延长了车臣战争的时间,甚至改变了战争结果,给双方都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5.客观上助长恐怖活动升级

第一次车臣战争虽然进行了将近两年,但真正的阵地战并没有多长时间。随着非法武装一批又一批被消灭、被瓦解,战场逐渐远离了中心城市,战法逐步转变为游击战,对手也大都成了残存的顽固分子。本来这种情况应该看作是俄军的胜利,遗憾的是,对最后这部分非法武装分子清剿所花费的时间、兵力和财力都远远超过了攻坚阶段。好在俄军的兵员、装备毕竟都能够得到补充。这样,又经过一个阶段的清剿与反清剿,非法武装分子可以说已经溃不成军。

但就在这时,一个新情况出现了,这就是当非法武装分子的兵员和战斗力连游击战也不足以维持时,他们就将攻击目标从联邦部队转向非战斗目标,甚至是普通平民,使战争转入了制造恐怖活动与反恐阶段。

不必像看见“皇帝的新装”那样只待小孩子出来戳穿。必须承认,近几年发生在俄罗斯境内、外所有车臣恐怖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即使不被看作是这场战争的延续,至少也应该承认是它的后遗症。

尽管性质截然不同,但类似的情况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斗争中却时有发生。本来俄罗斯应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防患于未然,但从恐怖事件突然降临到头上时,从地方到中央的反应看,他们似乎连精神准备都没有。

这里指的是车臣恐怖分子制造大型恐怖事件的“处女作”,发生在1995年6月14日的布琼诺夫斯克事件。现在看起来,联邦方面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从而表现得过于软弱,以至于让恐怖分子通过这种手段改变了政府对战争的决策、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使非法武装得到了喘息机会。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联邦政府竟然允许制造这起事件的恐怖分子巴萨耶夫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像英雄一样返回了自己营地,让他的这段经历像史诗般地在恐怖分子中间传扬。

暂且不谈在事件发生时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现在看起来,仅这样一个结果,已经足以让更多的恐怖分子倾慕和效仿了。

从车臣战争开始,发生在俄罗斯的恐怖事件越来越多,从车臣扩展到周边几个共和国,甚至殃及莫斯科和其他几个中心城市。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并非是车臣战争一个原因造成的,但恐怖事件在俄罗斯愈演愈烈,肯定与联邦政府在决定进行这场战争时对此毫无准备,在发生后又处理不当有直接关系。

第一次车臣战争还产生了许多其他方面的负作用,其中包括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关系疏远、与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新的矛盾、让独联体及东欧国家产生一种恐惧感,急于加入北约寻求保护等。关于这方面问题本书将在最后一章专门论述。

第一次车臣战争是一部刚刚结束的历史,是最现实、最生动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用战争手段解决国内民族矛盾并非良策。当然,在读过同样一册教科书后,每个人的理解和体会都未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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