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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武汉空战真能跻身“二战三大空战”吗  

2017-04-30 17:58:58|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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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以来,史学界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评价趋于客观,20世纪90年代后大陆方面的出版物已能充分肯定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不过事物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有不少媒体或个人引用不实资料,或以错误的方式解读、夸大国军的战斗力和在抗战中的功绩,在一些“网络大V”的言论中,此类倾向特别严重。这方面的不实宣传已不简单是史料挖掘问题,而是涉及到如何公正评价历史事件,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汲取经验教训。因此,客观评述抗战时期国军的表现,不仅是对公众舆论负责,也是帮助读者大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反映武汉空战的油画

“武汉大空战”一直是国民党方面反复宣传的“正面战场大捷”案例,直至今天,华语刊物也甚少质疑这一说法。在某些人的笔下,武汉空战是“国军坚强战力的证明”,甚至成了“二战三大空战之一”。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武汉空战之后,中国空军的反击愈加虚弱,被动挨打的局面直到1943年之后才有所改观。其实传统的“武汉空战大捷”之说,源自国方单方面的陈述,而战史研究的前提是要综合交战双方的资料进行评判。随着日方原始战报的逐步公开和电子化,全面了解武汉空战已具备条件。本文将运用近年披露的资料,对武汉空战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全新解读分析。

一、基本态势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空军也撤往汉口、南昌等地。1938年1月,日军大本营研究了后续的作战指导方针,决定对汉口地区施加威慑。换言之,虽然日本地面部队发起武汉作战是在1938年6月份,但是对武汉周边的空中打击其实早在当年初就开始策划并实施了。

1938年,中国空军围绕大武汉有汉口机场、孝感机场和江西南昌机场三大基地。尤以汉口和孝感机场为拱卫武汉的重点基地,当时驻有战斗机部队头号主力第四大队,还部署了一些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而江西南昌机场主要由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使用,此外也有少量中国空军战斗机入驻,为当时中国战场中方实力最为雄厚的空军基地。在对日空战中,南昌机场的航空兵力除了防卫南昌地区,还经常北上或南下,以加强武汉或者广州的空中力量。

日本方面,在夺取南京之后,分散在上海附近各基地的日本海军航空兵部队于1938年1月5日集结在南京,准备对华中地区的空中作战,其主要巢穴有南京、芜湖和上海。由于距离过远,日军飞机进犯华中常有鞭长莫及之感。于是6月12日攻占安庆后,日军开始将部分飞行部队迁至安庆机场。

日方根据情报,估计中国空军有350至400架飞机,并已明了苏联方面已开始大规模援华。这些判断和事实相去不远。

二、武备和实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空军共有9个大队、1个暂编大队,以及若干独立中队。各类作战飞机共计300多架,其中战斗机(当时称驱逐机)约80架,主要装备第三大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以如此单薄的兵力想进行长期抗战显然远远不够。雪上加霜的是,国民政府大吹大擂的1927~1937年“黄金十年”中,在国防工业建设上乏善可陈。战争爆发时,中国没有自主制造飞机的能力,这一恶果很快显现出来。交战半年后,战前装备的飞机基本消耗殆尽,中国空军濒临绝境。

此时,苏联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之前两国一直龃龉不断,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安全。淞沪会战打响后的1937年8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根据条约停止了和日本的贸易往来。随后,斯大林同意派出援华航空队。但为避免过分刺激日本,援华航空队以志愿军形式帮助中国抗战。1937年12月1日,首批苏联战斗机在大队长普罗科菲耶夫率领下抵达南京。之后,苏式装备源源而来,成为抗击日军的基础力量。到1938年2月,来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规模已达到三个战斗机大队和三个轰炸机大队,每个战斗机大队有战斗机约40架。此外,苏方出售给中国232架飞机,总价2254万美元,其中战斗机有伊-16型94架,伊-15型62架。这样,中方至少在飞机数量上已超过了战前水平。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独立的空军军种,航空兵部队分别配属给陆军和海军。对华中地区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主要来自海军航空兵: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第二联合航空队、第1航空战队派出的战斗机部队和第4航空战队。因为前期损失较大,需要休整,第一联合航空队于1938年4月1日返回日本,但第二联合航空队(下辖第12航空队和第13航空队)在5月获得了第2航空战队“苍龙”号航母飞行队的补充。总体而言,日本是当时少数几个能够给航空兵提供全系列国产装备的国家,产量完全跟得上消耗。在后续的空战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动辄一次性出动数十架飞机发动空袭。

中国空军战前的主力战斗机是美制的霍克II型和霍克III型,这两种双翼机面对日军轰炸机尚可一战,但和日本海军A5M战斗机相比,其最大速度慢了70公里/小时左右,对抗时处于下风。而苏联援华的伊-15和伊-16型战斗机在当时都不失为先进的机种,伊-16更堪称一代名机,它们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空军装备落后的局面。

伊-15和伊-16均出自苏联著名设计师、“歼击机大王”波利卡尔波夫之手,在苏联空军都服役到了卫国战争时期。伊-15是航空史上最后一代双翼机之一,易于操纵,格斗性能出众。而伊-16是世界上第一种起落架可收放的单翼战斗机,在三十年代中期相对同类对手有速度优势,爬升性能优良,可以执行高速掠袭战术,缺点是操纵品质差,不是熟练飞行员很难驾驭。伊-16在西班牙内战、中国战场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提供给中方的主要有两种子型号:伊-16-10型和伊-16-14型,前者主要用于空战,后者多用于对地攻击。



中国空军的伊-16。伊-16主要性能数据(以伊-16-10为例):最大速度448公里/小时,升限8400米,航程525公里,配备4挺7.62毫米机枪。



中国空军的伊-15。中国空军先后装备过伊-15及其改进型伊-152和伊-153。主要性能数据(以伊-152为例):最大速度364公里/小时,升限9000米,航程450公里,配备4挺7.62毫米机枪。

在武汉空战期间,日本海航的主力战斗机是三菱A5M型,一般称为九六式舰上战斗机(96舰战)。这是一种固定起落架、下单翼的飞机,机动灵活,综合性能明显压制霍克II和霍克III,强于伊-15,但碰到伊-16则占不到什么便宜。加上需要远程护航,作战时间短,无力与就近起飞的国军战机长时间格斗。而空袭华中的轰炸机主要是三菱G3M型轰炸机,一般称96陆攻,这种飞机的载弹量达到了800千克,最大时速375公里,航程4000公里,性能在当时相当可观,只是自卫火力和防护能力有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重型战略轰炸机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海航的96舰战是当时优秀的战斗机之一。主要性能数据(以子型号A5M4为例):最大速度435公里/小时,升限9800米,航程1200公里,配备2挺7.7毫米机枪。

总的来说,和后世某些流传甚广的观点不同,国民政府的空军装备并不差,伊-16甚至占据优势。但在人员素质和后备力量方面,中国空军和日军相差悬殊。

中国的航空教育起步并不晚,但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空军建设长期由地方军阀各自为政,没有正规的空军训练教育体系。地方办的航校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也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教学质量自然很差,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能力素质低下。为培养高质量的空军飞行人员,南京国民政府在1932年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校址设在杭州笕桥,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笕桥航校的飞行训练分初、中、高三阶,每级平均飞行60小时;与之相比,南苑、广东航校的初级飞行时间只有30~40小时;东北和云南的航校只飞行20多小时。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国拥有的合格飞行员600多人,每年大约只能培养各类飞行员80名左右。

日本则截然不同,这个军国主义思潮盛行的国家极其重视军事航空教育,无论是飞行员选拔还是培训都严格甚至到了严酷的地步,这在战后很多日本飞行员的回忆中都有反映。日军航空兵有全面规范的培训大纲,非常强调实战性和团队配合,训练强度和同期欧美先进航空大国完全在一个层面上。日本海航飞行员完训时已有250至300小时的飞行时间,上战场前还要进行补训,所以技艺高超,射术精良,编队战术熟练,平均技战术能力处于世界一流水准。当时日本仅海军每年就能培养大约100名战斗机飞行员,数量虽经不起大规模消耗(到太平洋战争对抗西方盟军时,日军缺乏熟练飞行员的问题非常明显),但应付中国战场这种低烈度的对抗已是绰绰有余。

日方曾得到情报,苏联援华飞行员由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手组成,但事实并非如此。苏联援华飞行员基本也是缺乏实战经历的菜鸟,采用轮换制度,综合能力不如已有半年战斗经验的日本同行。

总体而言,日本飞行员后备充足,训练有素,而且长期驾驶国产战机,对装备相当熟悉。中国飞行员大多训练水平有限,且刚完成苏式飞机换装,偏偏主力战机伊-16又是一种公认对新手很不友好的机型。此外,飞机这种精密机器对地勤维护的依赖很重。而当时中国教育水平太低,机械方面的人才极为缺乏,所以中国地勤的平均水平也非常糟糕,有苏联飞行员抱怨,他们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飞机,而是中国地勤人员。

对于在三维空间进行的空战而言,交战区域广阔,往往由多次小型交战组成,飞行员视野有限,在激烈的空中格斗中难有精力兼顾其它;有些飞行员当场阵亡,战果就只能依靠战友或其它途径上报、证实,所以空战战绩的认定注定是件困难的事情。在战绩确认上,中日双方都很不严谨,基本是通过飞行员自述和参战者的现场目击进行判断和记录,对飞机残骸的实地鉴证程序做的十分草率(况且对日方而言,实地考察基本不可能),这也为双方严重高估战绩埋下了伏笔。

三、空中交锋

在1938年,武汉、南昌一带集结了中方战斗机部队的主力,这两座城市也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空袭的重点地区。下面将叙述武汉、南昌历次空战的详细情况。

1938.2.18武汉空战

1938年2月18日上午10时许,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15架96陆攻在第二联合航空队12架96舰战的掩护下出动,空袭武汉,主要目标是汉口机场。但途中有1架舰战因故障被迫退出,实际参战的战斗机只有11架96舰战(第12航空队5架,第13航空队6架),由日本海军大尉金子隆司指挥。

接到警报后,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下属第21队(伊-16式10架)、第22队(伊-15式11架)12时45分从汉口机场起飞迎敌,第23队(伊-15式8架)则于13时从湖北孝感机场起飞赶赴武汉增援。其中第22队(注:国军在1940年后才将队改为中队,这里采用当时称呼)由第四大队代理大队长李桂丹担任领队长机,起飞不久即在机场西北角遭遇占据高度优势的敌机编队猛烈攻击。按日方战报,当天武汉上空云层很低,因此造成了很多识别上的困难。

从东北方向直扑汉口的日战斗机编队飞行高度4200米,12时52分发现右下方中国机群,高度大约1500米,距离约2000米,共有伊-15战斗机12架正在爬升,日机迅速解散大编队,分为4个紧密协作的3机编队(其中1队只有2架飞机),居高临下发起突袭。12航空队的5架舰战攻击22队的前6机(李桂丹就在其中),13航空队的6架舰战则咬住了另外几架中国飞机。

遭到突袭后,中国机群顿时大乱,飞行员纷纷转入俯冲以求获得速度甩开日机,但咬住他们的日军飞行员也都是老手,急切之中很难摆脱。李桂丹一面试图摆脱攻击,一面向汉口机场返航,但对方紧追不舍,在机场上空他的座机油箱被击中爆炸,李大队长当场阵亡(据日方记录,他应该是被小林二空曹和桥本二空曹联合击落)。

第22队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被连续击落4架,危急时刻从孝感起飞的第23队飞来援助,但很快也陷入了苦战,主要是由于中国飞行员不能在空中有效地相互配合,在混战中一再被分割包围,在局部被日机编队以多打少,直到第21队的10架伊-16匆匆赶来,这些伊-16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先爬升到3500米占据了高度优势才投入战斗,俯冲驱逐日机并掩护友军双翼机,混战中日军指挥官金子大尉被击坠;13时25分,日机因燃料有限已到回航时间且弹药即将耗尽,开始撤退,双方逐步脱离接触;中方飞机在13时30分左右回航降落。

本役,最早遭遇日机掠袭的第22队损失惨重,第23队也有伤亡。中方被击落9架飞机,全部是伊-15,另地面有1架待修的轰炸机遭轰炸毁坏;飞行员李桂丹、吕基淳、巴清正、王怡、李鹏翔牺牲。日方4架96舰战被击落,金子隆司大尉、宫本繁夫一空曹、早川广治三空曹、滨田稻雄一空曹未返回。

日方宣称击落15架伊-15(其中1架不确定),2架伊-16和1架轰炸机,中国飞行员上报击落敌机12架。但据金巨堂(时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人呈报蒋介石的密电,中方只寻获4架日机残骸,这和日方的实际损失完全一致。

伊-15和伊-16理想的战术设计是配合使用,由机动灵活的双翼伊-15同敌机缠斗,而伊-16则利用高速优势实施突袭并掩护速度较慢的伊-15。但在没有机载无线电的情况下,这种协同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在二一八空战中,中方两种飞机的配合就出了问题,等伊-16机群赶到战场时,被96舰战压制的伊-15编队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中方空有2.6倍的兵力优势,但敌我交换比却超过1:2。日本战斗机很好的完成了任务,中方战斗机自顾不暇,更无力拦截轰炸机,只是日机轰炸效果有限,仅仅炸毁了1架待修的轰炸机,没有带来太大的破坏。



四大队21队飞行员柳哲生在二一八空战中宣称击落敌机2架,含1架集体战绩。柳哲生,1914-1991,中国抗日空战头号王牌,九星星序奖章获得者(星序奖章颁给作战有功的飞行员,每独立击落敌机1架可增一星)。1949年赴台,官至国民党空军少将。



四大队代理大队长李桂丹(1914-1938),辽宁新民人,当时中国空军最优秀的战斗机指挥官之一,他的牺牲对中方而言确实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1938.2.25南昌空战

2月25日上午11时,日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35架轰炸机在18架战斗机的掩护下空袭南昌。苏联援华航空队30架飞机起飞拦截,其中伊-15式19架、伊-16式11架。在发现对手后,日本轰炸机迅速编成密集队型投弹,苏联航空队首先攻击了轰炸机机群,随后和日战斗机混战一场;苏联飞行员宣称在空战中击落8架飞机,本方损失7架,其中伊-15式5架,伊-16式2架;3名飞行员牺牲,另有2人失踪。日方实际损失数2架(和中方战后寻获的残骸数一致),飞行员田熊繁雄大尉、尾知寿男一空曹被击毙;宣称击落中方飞机42架(其中13架不确定)。空袭致使南昌机场中弹99枚,老营房以及停机场上1架轰炸机被毁。



日本飞行员岩本彻三(1916-1955)在二二五空战中宣称击落中国飞机4架。他在后文叙述的武汉四二九空战中也有出场,再次报告取得4架战绩。二战中岩本的总战绩达80架,在日本王牌飞行员中排名第二,一般认为他是日本海航在中国战区的头号杀手(共14架)。著有回忆录《天下浪人》,有中文版。

1938.4.29武汉空战

由于发现中国飞机在武汉附近集结,4月29日,日海军第13航空队出动18架轰炸机(由棚町少佐指挥),在27架96舰战(由小圆少佐领队)的掩护下空袭汉口,已提前获知情报的中方预先进行了布置。

下午2时30分,当日机进入武汉附近空域时,中国空军第三、第四、第五大队、第17队的28架战斗机(伊-15式19架,伊-16式9架)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39架战斗机(23架伊-15,16架伊-16)提前起飞待机。

中方计划以伊-15在武汉东北方向5500米高度巡逻,引诱敌战斗机脱离轰炸机编队前来交战,伊-16则在5000米高度负责保卫武汉市区,重点打击敌轰炸机。但空战开始后,由于没有无线电联络,加上首次在武汉上空参战的苏联飞行员不熟悉地形,原定作战方案付诸流水,中国空军仍旧以大队为单位各自为战,未能阻止敌轰炸机投弹。空战进行了30分钟,中方宣称击落日机21架,为战斗机11架,轰炸机10架(其中苏联志愿队上报击落战斗机7架,轰炸机6架);自损12架。而日本飞行员宣称在武汉上空与78架中国飞机交锋,取得了击落51架的“赫赫战果”(其中6架不确定),自损4架(包括2架战斗机和2架轰炸机),并对机场和武汉兵工厂进行了轰炸。

日方认为此役是中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空中交战。



据中方资料,四二九空战参战的苏联飞机由布拉格维申斯基大尉指挥。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布拉格维申斯基,1909-1994,苏联援华航空队头号空战王牌,在中国作战至1938年10月,个人战绩7架,集体战绩16架,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卫国战争中担任歼击航空兵第2军军长,1943年晋升空军中将,1960年退役。



四大队21队飞行员陈怀民(1916-1938)在四二九空战中牺牲。按传统说法,他在战斗中撞击了高桥宪一的飞机,与其同归于尽。查中方原始战报,对陈怀民牺牲的细节缺乏记载,撞机之说的源头是当时记者的报道。

1938.5.31武汉空战

为歼灭驻扎在汉口机场的中国战斗机机群,5月31日,日海军以战斗机30余架进犯汉口,但只有第12航空队的11架战斗机和中方交火。中国方面一共出动49架战斗机,其中含苏联志愿航空队的21架伊-15和10架伊-16,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的4架伊-15、第四大队的8架伊-15和6架伊-16。据中方记录,因协同不佳,中国空军第三和第四大队的12架伊-15未能与敌接战。日机按6000米、5000米、4500米高度三层配置,战斗在12时7分于4500米高度打响,空战持续了近30分钟。中方宣称击落敌机9架(中国空军上报3架,柳哲生、罗英德各1架,王远波与韩参共同击落1架;苏联志愿队上报6架),中苏各损1架伊-16,中国飞行员张效贤牺牲。日方记录与50架中国飞机交锋,击落其中20架,本方损失1架(第12航空队的高原博允一空曹)。



中国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罗英德在五三一空战中宣称击落敌机1架。罗英德,1912-1989,抗日空战王牌,五星星序奖章获得者,国共内战后赴台,官至国民党空军二级上将。他本人和布拉格维申斯基私交很好,这是两位王牌的合影。

1938.6.26南昌空战

6月26日,南昌上空有两场交锋。上午10时25分,中方根据情报判断空袭在即,遂派出6架飞机警戒,10时50分,空战打响,中方留场战斗机全部起飞,计第四大队5架伊-16、苏联援华航空队10架伊-16、18架伊-15。来袭的是日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12架战斗机和3架轰炸机(当天日本海军派出的28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但因天气恶劣大部分没有找到目标)。

空战中中方宣称击落敌机2架,苏联飞行员古边科梅开二度。

12时,第二批日机临空,与仍在空中的中方飞机交火。这批日机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独立飞行第10中队的4架95式战斗机。因为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机航程较短,所以较少参与对华中的远程空袭。

当天从南昌起飞的苏联志愿队3架轰炸机轰炸了陷落14天的安庆机场,这4架日机追踪而来进行报复。混战中南昌机场遭到扫射,但损失轻微。当天中、苏飞行员上报共击落敌机6架,苏联航空队损失2架飞机(伊-16、伊-15各1架)。古边科在获得战果后被击落,所幸跳伞生还;苏联飞行员施托维阵亡。日本海航的实际损失为1架,上报与35架中国战斗机交战并击坠20架(其中4架不确定),地面炸毁2架。日本陆航则宣称击落9架中国飞机,自损2架。



安东·阿列克谢耶维奇·古边科,1908-1939,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王牌,在中国作战至1938年8月,取得个人战绩7架。1939年2月获列宁勋章,1939年3月因飞行事故殉职。

1938.7.4南昌空战

7月4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派出26架轰炸机、23架战斗机空袭南昌机场。中方参与拦截的有空军第三大队的伊-15式飞机6架和第四大队的伊-15式7架、伊-16式5架,还有苏联航空队的28架飞机(伊-16式11架、伊-15式17架)。

按中方原定计划,两个编队先爬升至5800米高空设伏,等日军返航时先缠住敌战斗机使其分身乏术,再以部分兵力打击轰炸机。但中方先发现了日本轰炸机,遂群起攻之,追击中伊-15机群由于速度较慢落在后面,结果被日本战斗机奇袭,陷入苦战。

混战中第四大队第23队张伟华打掉日机1架(敌飞行员跳伞被俘),但座机也被击中起火,所幸跳伞生还。第四大队第23队飞行员信守巽、张志超在交火中坠机牺牲。

日本飞行员宣称与约50架中国飞机遭遇,击落31架,地面炸毁3架,自身损失2架(第12航空队的小林久七一空曹和村田德二空曹)。中方在空战中实际损失10架飞机(中国空军3架,苏联航空队7架),牺牲飞行员6名(中国空军2名,苏方4名),上报击落敌机7架。

1938.7.18南昌空战

7月18日,日本海军第15航空队6架96舰战、14架95式舰载轰炸机(简称舰爆)、5架96式舰载攻击机(简称舰攻)凌晨5时从基地出发,在湖口会合后进袭南昌(其中一架战斗机因故障返回基地,实际参战战斗机数量为5架)。

中方因警报不及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5时58分中苏飞机刚陆续起飞迎敌,12分钟后日机已经临空,舰爆于6时15分空袭新机场,舰攻则于6时20分攻击旧机场,空战中中方宣称击落敌机3架,本方损失3架,第三大队第8队飞行员黄莺牺牲。

日方在战后报告空战中击落9架(其中7架伊15,1架伊16和1架霍克),轰炸并地面焚烧中方12架飞机(包括4架伊15,3架伊16,2架霍克,3架苏联SB型轰炸机和其他机型1架)。自损3架,战斗机编队指挥官南乡茂章大尉与中国飞机相撞(据中方资料应为苏联飞行员多多诺夫驾驶的伊-15),左翼断裂后空中解体坠入鄱阳湖阵亡,福永一空曹驾驶的舰爆未返回,另有中景获刚二空曹的舰爆被击伤(日方记录是被防空火力击中燃料系统),返航时坠海沉没,机组被日军救出。

据日方资料,日机在轰炸新旧两座机场后,小川正一中尉带领的4架轰炸机突然降落在新机场,放火将地面停放的13架中国军机和2辆加油车烧毁,并掳走SB型轰炸机的自卫机枪2挺,然后驾机返航。对日军的这一嚣张做法,中方战报里没有记载,但承认机场遭到炸射,2架轰炸机、8架战斗机被毁。总体而言,本次交战日机达到了奇袭效果,中方损失惨重。



在七一八空战中中方唯一可以称道的成绩是击毙了南乡茂章(1906~1938)。他是日本海航知名的空战王牌,时任第日本海航第15航空队队长,总战绩8架。战死后特进为海军少佐。

1938.8.3武汉空战

8月3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派出18架轰炸机、21架战斗机空袭汉口机场。中国空军第三、第四、第五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共52架飞机(20架伊-15,14架伊-16,11架斗士MK.1,7架霍克III),分为4个机群起飞迎战,但霍克机因速度较慢,实际未参与战斗。

据中方战报,击落敌机11架,本方全损7架。

日本战斗机事后报告与约50架中国军机交战,击落32架,自损3架。另外炸毁7架,并摧毁了兵工厂和仓库。中方事后总结,各编队高度差过小,队形又过于密集,所以搜索与攻防效果欠佳。



八三空战中,驾驶英制斗士战斗机的第三大队飞行员陈瑞钿报告在空中撞毁敌机1架,本人跳伞生还。陈瑞钿,1913-1997,美籍华人,混血儿,中国抗日空战王牌,六星星序奖章获得者。

8月4日,日机再袭南昌,南昌机场遭到严重破坏,驻南昌的中苏飞机被迫转移。8月中旬,因战局严峻,国民政府开始从武汉疏散居民。10月25日,武汉失守。

中国空军的主力西迁,以四川为中心继续战斗。

四、总结与评价

综合双方的战报,我们可以统计出武汉、南昌历次空战的战损情况(战果仅含空中击坠记录):



武汉、南昌历次空战中日双方战损表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武汉空战(包括南昌空战)是战果被严重夸大的空中战役。如上表显示,中(包括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日两军在8次交锋中,实际一共损失了74架飞机,而战时双方宣称的总战果却高出近4倍。

在二战中,战绩夸大3倍以内在各国空军中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是战斗环境复杂且识别困难。武汉空战战绩高估过甚,和实地鉴证不严有很大关系。就作战规模而言,双方出动架次较多的几次交锋,亦不过是百架而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这种规模的较量实在普通。特别是欧洲战场,围绕某城市的空中攻防,交战方单日出动架次过千的战例比比皆是。

说武汉空战为“二战三大空战之一”、“规模、时间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

1938年,是苏联飞行员和苏制战机撑起了华中天空的保护伞。在武汉、南昌历次空战中,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出动架次远超中国空军,很多苏联飞行员为中国人民血洒长空。由于后来两国长期的政治对立,我们对他们的付出了解甚少,谈到抗战时期外国对中国空军的援助,绝大多数国人只知道陈纳德的飞虎队,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

训练水平决定战斗力。空战是在三维空间里高速进行的,分秒必争,往往得靠飞行员的本能来反应而无暇思考。所以飞行员在空战中表现如何,和平时接受的训练强度紧密相关。日本海航飞行员选拔严格,训练时间充足且重视实战性,所以在交锋中完全压制了中苏飞行员,中方的作战交换比(52:22)相当难看。对照日方战损记录,国民党方面长期宣传的“武汉空战大捷”缺乏事实根据。

先进的战术思想是战斗胜利的前提。如前文所述,中方飞机性能相对日机并没有代差,特别是以高速度、高爬升著称的伊-16,如果运用得当足以教训进犯的日军。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军飞行员习惯于低速盘旋缠斗,难以掌握伊-16的高速特性,也不愿深究其配套的战术,反而更偏爱灵活但低速的伊-15,这与当时空战战术的发展趋势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如此手里的装备虽然现代化了,但僵化的头脑却使武器的优势无从发挥。

此外,日军团队配合娴熟,在局部总能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而中方大多数时候虽占数量和主场优势,战报中却屡屡出现“遭遇敌机围攻”的字眼:空战早已进入了编队作战的时代,中方的战术协同与配合却毫无进步,这些也让国军在未来数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今年是七七事变80周年,武汉空战也已经过去79年了,“武汉空战大捷”的字眼依旧频频见诸于媒体甚至学界刊物,然而依靠盲目的吹捧和廉价的情怀是打不赢战争的。运用交战双方的资料进行严肃的史学研究,揭示事实真相,正确汲取经验教训,让先人的血不白流,才是我们纪念抗战英烈的最好方式。

资料来源:《空军抗日战史》、《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载中方历次空战战报和详报;《七七事变后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亚洲历史中心收录的日方历次空战战报及战损记录

关于作者:顾剑,南京人,江苏省作协会员,军事历史作家。代表作《最后的空战》、《空中“黑死神”传奇》、《赤色天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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