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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法国文艺复兴时孔子的狂热粉丝们要全盘华化  

2016-10-25 16:29:16|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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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孔孟思想没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的人,纯瞎扯!所以劝告那些把无知拿出来显摆的人们,说话要有依据,没依据,就是无知!

平等---不患贫而患不均,是反对平等的?
自由---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强人所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是反自由的?我们赞成有道德的自由,而不赞成道德败坏的自由,明白?
民主---儒学推崇四千多年前尧舜的治国方略。尧到年老时,由四岳十二牧推举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了舜,舜接替了尧。这是民主还是专制?
孔子,“尧舜世兮,麟凤游兮。今非其时,何来求兮”。
博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博爱只是仁这个名词的泊来品。有不同之处?爱父母为孝,爱兄弟为悌。爱朋友为信,爱子女为慈。爱百姓为仁,不是有“爱民如子”,“父母官”之说?现在有几个官能这样说。

  西方的民主观念是从中国来的,而不是什么古希腊。清朝之后,西方的传教士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特色介绍到了西方,其中有两条影响最大,一是民本思想,二是科举制。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法语中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Chinoiserie来形容这股学习中国文化的浪潮。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发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在平民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  
在欧洲,儒家学说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作品。

法国人说过,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的确,在波澜壮阔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著名思想家弗朗斯瓦?马利?伏尔泰(FrancoisMarieVoltaire,1694—1778)站在这一精神运动的前列,导引着运动的前进方向,被称之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铁杆粉丝伏尔泰评价孔子的名言:

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来抨击欧洲宗教的黑暗和专制,并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叙述道,他在孔夫子石像下写下了如下的四行字,以表达他对这位圣贤的尊敬心情。“他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
1767年冬,一位德国青年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您的热情和天才,以及您的人道主义的行为,使您赢得了任何世人都不敢企盼的地位:您堪与古代最著名的伟人并列齐名”。参见《伏尔泰书信集》,贝斯泰尔曼版,第13638号信!
伏尔泰在“论中国”的辞条中述及孔子思想时写道:“我认真读过他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参见伏尔泰《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
“东方人闪烁出智慧之光,他们用言语来描绘,虽然比喻形象往往大而无当而且互不连贯,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卓越之处,而孔子就是集大成者!”。(注:伏尔泰:《风俗论》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8页。)
“中国这个国家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变化”。(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07页。),“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啊”。
“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儒家典籍《五经》,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09页。) 
“孔子只是作为贤者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9页。
“孔子一个人由于在神明的问题上,提出了人类理性所能形成的最圣洁的看法而受之无愧的荣誉”。(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9页。

伏尔泰一生写有15部悲剧,其中有一部是《中国孤儿》,总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搜孤救孤”即赵氏孤儿的故事。伏尔泰写它,宣扬儒教文化中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伏尔泰让得胜的成吉思汗向失败的中国士人如此描述:  
  你把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忠勇双全的人值得全人类尊敬,从今后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  
  马克思读过这个剧本,后来总结为“征服者被征服”。  
  伏尔泰如此崇奉这个“征服征服者”的文化,以至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室内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究气节,讲究尊严,还讲究坐怀不乱,道德上远比巴黎文人来得清爽。他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对孔子学说同样痴迷的还有霍尔巴赫,此公以倡导坚决的唯物论而在哲学史上著名。日人五来欣造曾著有《霍尔巴赫与儒教》之论文,认为儒学对霍氏影响极深。他本是德国人,十二岁随父亲移居法国。父亲给他留下巨额资产,他在家里大开沙龙,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格拉姆、达隆贝尔等群贤每周四、周日必至,作政治、哲学、文学方面的研讨。后来更联合出版《百科全书》,形成“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沙龙”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革命思想的策源地。

霍氏亦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且比伏尔泰更为坚决。在被誉为“唯物论的圣经”、“法兰西革命原理第一指导书”的《自然的体系》中,他教人们“对于理性放出勇气与尊敬心”来。既倡导理性、唯物而反对神学,便有道德无处建立之问题,于是霍氏主张“理性宗教”,这一主张在本质上特别接近儒学,故霍氏亦多引孔子言论作后援。

在《社会的体系》中,霍氏主张“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因为“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此广土里面,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一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

相比较而言,在编撰的《百科全书字典》中,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罗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各民族之上,更赞叹孔子的儒教只需以“理性”便可以治国平天下,暗中讽刺基督教的“神道设教”。

赖克韦恩曾经说过,“孔子成了他们(启蒙者)的守护神”。遥想二百多年前的法兰西诸贤,意兴遄飞,英姿勃发,欲以一己“理性”之力,撼动基督教一千多年的传统教义,反抗实力强大的贵族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扫除历史阴霾,摆脱因循桎梏,开出人类历史文化一番新境界来,如果没有强力后盾,几不啻于蚍蜉撼大树、螳臂挡巨车。这些“异端”在中国儒学那里找到了“正统”力量的部分支持,“孔子”成为他们敢于反抗的守护神,儒学成为启发他们理性思想的源泉。故有识者云,他们是“借孔子的名义,来办他们的革命”。

儒学在经济学方面也有深刻影响。法国学者魁奈,马克思称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他创立的“重农学派”名重一时,他另有一绰号为“欧洲的孔子”,因为他对孔子儒学的崇拜之情丝毫不亚于伏尔泰。魁奈创立的“经济表”,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三大发明,有学者认为完全继承自孔子。魁奈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远甚,一部《论语》即可打倒希腊七贤。因为他是路易十五情妇家的医生,故有机会在朝堂宣传他的学说。游说之下,1756年,竟使法王仿照中国皇帝,举行耕田典礼。 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来抨击欧洲宗教的黑暗和专制,并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魁奈之所以崇奉儒学,是因为中国儒家倡导的经济政策恰好符合他的理论:一是自然法,这一概念非常类似于儒家的“道”,即尊重自然秩序,中国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必须遵守此自然法(道),所以魁奈称中国政治为“合法的专制”;二是重视农业,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欧洲国家还不能如中国那样认识到农业的价值。魁奈更认为中国之自然科学不如人文科学发达,中国人更多尊重与人类生活幸福有关的学问,其结果造成人文科学成为社会的显学,自然科学则停滞不前,欧洲恰好相反,故建议欧洲应效法中国人文科学之发达,以求自然、人文科学平衡发展。二百多年后,我们重读魁奈的这一番议论,可能会有些耳热脸红的感觉吧。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特质,在于塑造人类“理性”的权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一口号广为流传:“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革命领袖阿贝尔曾演出一场闹剧,他和党徒几百人在圣母院大礼拜堂举行一仪式,将一女优装扮成女神状而伙其众罗拜之,且拜且曰“敬礼理性女神”。故“尊重理性”也是大革命的口号之一。

此种理性精神之来源,学者说法不一,一说来自希腊,一说起源于中国儒学。朱谦之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认为:“到了启明时代,这种希腊的精神影响,已为中国的文化所替代了,中国成为十八世纪精神文化的诞生地,其力量之大,实远过希腊。希腊不过欧洲本土的产物,中国则为外来的生力军,影响所及,使欧洲文化为之划一新时代。”他认为,“理性的观念,可以肯定地说,有些是从中国来的”。

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提及,法国学者朗松专门研究了“大革命”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情况,认为在六个方面有明显的转向,其中第二“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似明显来自儒学。但顾氏以为其他五项,如“不向权威和偏见让步”,“善良和快乐是一致的”,“善非本有,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等,“每一种最终达到的地步是与《论语》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学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相似性”。而且不要忘了,当时正是儒学强势输入法国思想界的时期。

另外顾立雅还考察了“平等”、“民主”观念的来源,也都和儒学脱不了干系。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儒学的传入在法国导致了一种“精神的革命”,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这种相似还不是肤浅、表面、巧合性的,“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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