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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之魂——图说秦人霸道阳刚的奋斗史(转帖连载55)  

2016-08-07 20:39:52|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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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土贫瘠、獐头鼠目的韩国
  关于韩氏的渊源,文献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史记?索隐》记武王有子封为韩侯,其后国灭,其后裔韩万事晋,得封为大夫;其二,《左传》记韩万为晋国曲沃桓叔之子,封于韩原(今山西河津县东北,即周初封国韩国故地),因以为氏。不管是武王后还是晋后,韩氏出于姬姓这一点都是确凿无疑的。
  在老晋国诸卿火并中,韩、赵、魏成了最后的赢家。立国之后的三晋都没有拘于山西高原一隅之地,而是确定了积极向外发展的目标。简言之,赵国向太行以东的冀中南平原发展,魏国除了向太行以东的河内发展以外,将扩张的重点投放到中原。与它们相比,韩国将上党地区和位处豫西的郑国圈定为自己的扩张方向。
  韩氏立国后,初都于河东的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
  公元前416年(韩武子9年),韩国将首都由平阳南迁至豫西的宜阳(今河南宜阳西)。
  公元前400年(韩景侯9年),又东迁至阳翟(今河南禹县)。
  韩国如此频繁迁都,目的就是自西向东对郑国步步挤压蚕食。公元前375年(韩哀侯二年),韩国利用魏楚在榆关鏖战无暇他顾的时机,一举灭掉郑国,将都城迁至新郑(今河南省郑州)。
  至于韩国在上党地区的扩张,主要是利用了魏赵两国的矛盾,在魏国的支持下,韩国据有上党大部,从而与自己在河东的领土联成一片。
  关于韩国的疆域,《战国策?韩策一》载苏秦语:“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皈之塞,东有宛、稷、洧水,南育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实际上,战国时代韩赵魏三家的领土犬牙交错,而且又时常变动,所以很难为三家划出明确的疆界。大体言之,到战国中期,韩国的领土主要包括大河南北两部:黄河以南部分包括以首都新郑为中心的部分豫东平原和以宜阳为中心的豫西山地,此为韩国本部,蜗居在洛邑的周王室被裹夹在中间;黄河以北地区包括河东东南部、上党地区大部以及南阳一部。韩国的国土被黄河阻绝,为此,韩国有东西两条联通大河南北的通道。西线:从平阳南下,在武遂附近渡河,再南下至宜阳;东线:从上党高地南下,经太行道出野王,渡河之后再南下新郑。由于武遂、野王两地是联通南北国土的关节所在,因此,在韩国国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丢掉武遂意味着失去河东,丢掉野王意味着失去上党。
  如果说秦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得地利的国家,那么,韩国就是最不得地利的国家。
  首先,国土贫瘠,不具备发展成为一流强国的地缘潜力。
  虽然一国国力的强弱并非完全取决于国土资源,就像今天的中东,虽然富含石油资源,但只能称其为富国,却不是强国,日本本土除了能栽点水稻,种点苹果树,恐怕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强国。一国的强与弱主要还在于政治的优劣,但是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典时代,要发展成为实力强劲的国家,除了政治能够走上轨道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地缘潜力作为前提。就像秦国,不但有关中平原作为农耕区,而且还有陇西作为放牧区,而商鞅变法则将秦国的地缘潜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
  虽然都是脱胎于老晋国,但赵魏两国都占据了相对广袤的平原地区。与它们相比,韩国则要可怜的多:其域内的上党和豫西都是山地,不但贫瘠,而且人口稀薄,只有首都新郑一带属于平原,但又过于狭小。国土多山少平原的特点,造成韩国的经济积贫积弱,严重制约了它的发展。《战国策?韩策一》载:“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就在于:韩国在立国之初,其拓展疆土的思路方略与赵魏两家明显不同。赵魏两家首先都将肥沃的大平原地区作为自己的扩张目标,而韩国却将战略上的要害之地作为自己的首选,而这些地区往往都是山川纵横的贫瘠之地。韩国当然也觊觎平原地带,但在韩国的开国者们看来,只有首先控制这些战略要地,再向平原地区进取,这样才更稳健。问题是,当韩国占据了这些要害之地后,肥沃的平原也已经被瓜分殆尽了,赵魏两家并没有给韩国留下时间上的空隙。
  但韩国的这些贫瘠的山地也并非毫无称道之处。宜阳附近的豫西山地富含铁矿,韩国藉此发展起较为先进的兵器制造业。战国时代有“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天下宝剑,韩为众”的说法。而且,国土贫瘠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韩人坚韧强悍的民风,《史记?苏秦列传》载:“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
  韩国的劲卒虽勇,但贫弱的经济基础限制了军队的规模以及持久作战的能力。《战国策?韩策一》载张仪语韩王:“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经济的贫乏与较强的军队战斗力,综合来看,韩国就是一块令人难啃的骨头。
  韩国地缘劣势之二:在七雄格局中,韩国相当于天下的咽喉要害,国际上但有风吹草动,弱韩都很难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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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读韩国在七雄格局中的咽喉地位,首先要解读韩国的地缘。
  韩国豫西地区覆盖着大片的山地,这些山地实际上都属于秦岭的余脉,从北向南依次为崤山东段(西段当时被秦国控制)、熊耳山、崆峒山。一般来说,两山之间都会有河流穿过,崤山与熊耳山之间是为洛水,熊耳山与崆峒山之间是为伊水,洛水河谷与伊水河谷应该是韩国在豫西一带仅可农耕的地区。韩国豫西的这些山地在古典时代起到隔断东西联系的作用,但也不是没有道路,我们在前面已经言及,联通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的南北两条崤道就处于崤山东段之中,是秦国东出函谷进取中原的必经之路,尤其是位处洛水中游的宜阳,实际上控御着两条崤道,是关中平原到河洛平原之间的战略中枢。因此,不管是秦国东出还是东方诸侯合纵攻秦,韩国的豫西都处于战争的最前沿。
  如果把周室的洛邑作为韩国在黄河以南地区的东西分割点,那么,韩国的豫东部分也不完全是平原:在洛邑的东南方向还分布着嵩山和箕山。而位处嵩山东北方向的成皋和荥阳也同样是控阨东西的战略要地。成皋又名虎牢,因周穆王将进献的猛虎圈养于此(“柙虎”)而得名。成皋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是中原出入河洛地区的交通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荥阳又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自魏国开通鸿沟运河以后,河济淮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韩国的荥阳与魏国的大梁都是汇集几条河流的交通枢纽。
  韩国的豫东毗邻的是魏国,战国中期以后,韩魏两国基本上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但也并不能说成皋和荥阳在战略上的地位不重要。战国中期是齐秦两强东西对峙格局,但齐秦两国并不接壤,必须要越境韩魏才能打到对方,而成皋、荥阳正位于联系秦、齐东西大道的当途,是其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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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西、豫东的南部正处汝水和颖水的上游,其所面对的就是楚国的方城防线,而过方城防线内侧的南阳盆地,就是楚国的核心区江汉平原,所以,这一带又是中原诸侯与南楚的重要博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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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在黄河以北的国土主要是上党地区。上党地区虽然多为山地,土地贫瘠,但在战略上的地位也同样重要:沟通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的太行八陉中的南四陉都要经过该地。其中轵关陉沟通的是魏国的运城盆地与南阳,太行陉沟通的是韩国的上党与南阳,白陉(又名孟门陉)沟通的是魏国的临汾盆地与河内,滏口陉沟通的是赵国的太原盆地与邯郸。可见,赵魏两国要沟通它在太行山东西的国土,都要借道于韩国的上党地区,这是整个战国时代,韩国与赵、魏关系都比较友好的重要原因。

 据有郑国旧地的韩国在地缘格局中与春秋时代的郑国颇有相似之处:郑国是晋楚两极争霸的焦点;而韩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要受到齐秦楚三大国的挤压蚕食,就是北方的上党地区也要对赵魏两国无条件开放。控御东西南北交通之咽喉要地,但凡国际上有所风吹草动,韩国都很难置身事外。遗憾的是,韩国又是一个国力疲弱的国家,七雄中只比燕国强一点,根本就经不住持久大战的折腾。《韩非子?存韩》中言:“大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
  夹缝求生的韩国,能够自保国命就已经实属不易,更别提伸张国势了。整个战国时代,其他六雄都曾有过雄起,即使整体国力弱于韩国的燕国,也曾经有过燕昭王时代的北略胡地、南残强齐的壮举,只有韩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风光。韩国庙堂但为国家自保于朝夕之间就已经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根本没有规划长图远略的从容。这也就决定了韩国的内政外交虽然不乏灵活机变,但又过于短视,只求一时,不图长远。
  关于韩国的外交,“朝秦暮楚”、鼠首两端是韩国外交的常态,与其说是继承了郑国的衣钵,不如说是相似的外部环境使然,但即便如此,也是左支右绌,难以摆脱被别国痛击、宰割的命运。及到战国末期,秦国一统天下的大势已定,韩国理所当然成为首当其冲的兼并目标。韩庭情急无奈之下,竟憋出了修渠疲秦、维持国命的办法——派水工郑国游说秦国,以修渠来消耗秦国的民力,财力。结果郑国渠成,关中北部的沙苑地带被改造成为良田,秦国反而比以前更强大,韩国死的也就更痛快。韩国庙堂短视与荒诞竟然如此!
  实际上,韩国要扭转国运,从根本上说不在外交,而在内政。只有通过彻底而全面的变法,实现自身国力的强大,才能摆脱困境。但深彻的社会转型往往又会带来朝野的剧烈动荡,再加上险恶的外部环境,也许韩国还没有完成变法,就已经死在了变法的中途,强国梦变成了亡国的现实。所以,韩国的变法只能将成本与风险压至最小最低,这样,便有了申不害的“术治”强国。
  所谓“术治”就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和技巧,主要是针对当时韩国君权孱弱、庙堂混乱、朝野任侠之风盛行的现状。因为申子的“术治”理论仅限于督导臣下恪尽职守,使其无法僭越擅权,并没有触动世族权贵的根本利益,所以遇到的阻力较小,避免了社会的剧烈动荡。但“术治”毕竟只是“术”而不是“道”,只能实现一时的君权无上和吏治清明却无法实现国家的根本持久强大。原因是“术治”对领导人个人素质要求极高,必须代代皆为明君才可延续。再者,君主可以以“术”御臣,臣下也可以以“术”来应对君主和同僚,由此,整个庙堂权术之风盛行,“术治”变异为阴暗的权谋,国家也就只能在永无休止的内耗之中沉沦。及至战国晚期,韩国庙堂权术之风泛滥,政治的败坏已经不见半点可以挽救国运的希望,即使是法家巨子韩非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只能以《孤愤》来排解心中的苦闷。术治模式只求国家一时稳固,但却埋下了日后政治败坏的因子,韩国之悲剧正在与此。
  下面我们为韩国打一下分数:
  从综合国力而论,韩国因为国土贫瘠,而且庙堂权术之风盛行,在七雄中是彻头彻尾的弱国,只比燕国强一点,排名第六,分数为7分。
  从地缘形势来看,国土不但四分五裂,而且又都处于咽喉要地,是最不得地利的国家,排名最末,分数为6分。
  综合分数:42分。
  综合排名: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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