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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历史上的商帮17晋商的心智素养  

2016-08-25 19:20:41|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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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有文化素养的商人称为儒商,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从而对经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形成了他们的新文化观。

一、儒贾相通观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就是“行货而教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明代蒲州商人杨光博,“生而秀慧,有立志,幼治《周易》,日夜考考,用心甚苦,以家累不获卒业,然志在是也,虽挟资远游,所至必以篇简自随,遇贤嘉言则手录之,久久成帙,题之曰《日用录》。”蒲州商人韩玻“尤好观古今书籍,故虽牵车服贾,能以心计通货贿而擅其盈,然必以义施,以廉受”。蒲州人沈邦良“幼知学,进取甚锐,后以家务服贾,……放南帆扬越,西历关陇,乘时废居用,能拓产殖家,而所至必携《小学通鉴》,时诵习之,遇事辄有援证。工楷书,喜为近体诗,盈于囊箧,其嗜好然也”。清代蒲州人薛英贤“鬻烟纸于市,夜辄苦读”。还有一位明代代州商人杨近泉,“独喜与士人游,更相过从,上下议论,其所厚善,至为具笔札费,后多举科第、仕显宦者。于是江淮数千里间,皆籍籍重翁名。无敢以贾目翁矣。一日部使者视盐荚,有所咨问,诸贾人咸蓄缩不能应,翁前画便宜占对如响,诸贾人自谓不及翁才,因共推翁为盐荚祭酒”。蒲州盐商展玉泉,捐数百金,得投归德商邱驿丞,对经营之沦盐,命其子掌之。临行时,高兴地对其子说:“我仕矣,得间或视汝。”展玉泉虽然花钱买了个小小驿丞,但受到了同业者的羡慕,他们“荣其贵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河津贾人史记言,“寻至运城,为诸生所辱,归始发愤读书”,后竟然科举中万历年戊戌进士,知河南济源县。此后,山西商人还在河东盐池为其子弟设立了运学,在两淮盐区其子弟独有商籍,而徽商无。



二、义利相通观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明清山西商人讲究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义利相济相通。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说:“夫商与土,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放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成为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所以在山西商人会馆中突出地崇祀关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关羽是山西同乡,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以义气为重。敬奉关羽,把关羽作为义利观的精神偶象。著名皇商介休人范硫宾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帑83万银两,既死,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加额赔补”。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三、谋略竞争观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老,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沧者故太公管仲之盐荚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干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



四、修身正己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明清山西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响下,很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自身经商的特点,提出了经商与人才的关系,主张用儒意通商,择人委任。因而晋商用人唯贤是举。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故所选拔之人多为佼佼者,颇具重望。与此同时,山西商人还很重视勤劳节俭。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思孝说:“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这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因此,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五、科技应用观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明清山西商人很注意对数学、地理、交通等科技的实际应用。明代蒲州大商张四教,16岁服贾远游,“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其兄张四维说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弟治业滋久,诸于东方鹾科原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末年业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明代山西商人王文素,早年随父到河北饶阳经商,自幼涉猎书史诸子百家,尤长算法,所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是一部优秀的应用数学之作,内容之丰富,科学性之强,胜过明代钱塘吴敬《九章算比类大全》、安徽休宁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
此外,晋商还在清代江苏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编著了《贸易须知》,总结了培养学徒和坐贾经商等经验,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经商著作。由以上之例不难看出,明清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并通过科技的应用推动其商业活动。

    总之,明清晋商精神表现了山西人经商的思想品质、经营谋略、经营作风、文化观念等,这是晋商取得商业成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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