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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锡伯族专家“复活”满文四十年:满语幸存多亏周恩来  

2016-08-23 11:23:39|  分类: 文化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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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笔者收到相识十数年的满文学者吴元丰的一条信息,告知“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研发项目已于当天下午正式结项。该软件在对满文档案扫描图像进行识别后,能自动转换成拉丁字母,也可以转换成标准的满文,极大提高了手写体满文向拉丁字母和满文标准字体的转化效率。“经专家评审,认为此次研发的满文输入法和软件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广实用价值,可用以建立满文档案全文检索数据库,为实现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提供新的现代化途径。”

终于成功了!还记得今年春节电话拜年时,吴元丰先生特意向我提到正在主持“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研发工作,说自己眼看着快到退休年纪了,“这两件事做完,心里就踏实了。200多万件档案,靠我们这辈子能翻译多少?不借助这些现代的新技术,将来非烂在库里不可!”

1. 为霞尚满天——走红国际的“大清官话”

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巡视员、兼满文处处长、研究馆员,从事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和翻译研究。应该说,对中国的普通百姓言,这个名字非常陌生;但是在国内、国际满学界,这个名字却如雷贯耳,甚至,是一个传奇。

满语满文,这个曾经作为中国官方语言使用了267年的文字贵族,在如今的中国,鲜有人能够想起它,就连几千万满族同胞也已然对这种自己祖先使用过若干代的语言文字,茫然不知。而目前与此相反的是,满文满学正在国际上蓬勃兴起,在中国几近无人问津的它们,正在成为国际清史界一块人人想吃的香饽饽!对此,吴元丰说,近年,美国提出一个“新清史”的概念,就是用满文的原始档案,用满族人的眼光,来研究清代的历史。这对中国史学界冲击很大。像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跟清史研究有关系的史学工作者,多数掌握三种以上语言文字,即本国语、汉语、满语或蒙语,能看懂满蒙汉三种文字的史料。“其实这个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清朝入关前的很多文件,都是用满文写成的,没有汉文。”吴元丰说。

当然,就一种语言来说,阅读能力与翻译出版档案这两件事之间仍然有着很大差别。吴老师介绍,目前能达到后者水准的人,全世界不过数十位。而能运用并且通晓口语的专家,更是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自幼便说一口流利满语的吴元丰,自然很快便成为“世界级的宝贝”——每日里无限繁忙,更有很多国外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除了看档案,就是想听他说一句满语。一次,吴元丰到日本开学术会,一些国际学者纷纷要求他用满语发言,说他们研究满文一辈子,竟没有听过满语是怎么讲的。吴老师盛情难却,也恰好当时正有一位在京都大学读博士的锡伯族学生在场,于是,吴元丰用满语发言,博士生当翻译,听得那些国际满学“大佬”们目瞪口呆,发言结束,是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从日本回来不久,吴元丰收到一份来自哈佛大学的国际满学会议邀请函,但是要求与会者能用英语发言。吴元丰一听这条件,立马对自己的“专职英文翻译”(闺女)说:“这个我不行(他上学时学的俄语),给他回了,我就不去了。”哪想,闺女的邮件刚发过去,那边立马回复:“吴先生您是例外,您可以用中文发言,请您务必来参会!”结果,在那次会议上,吴老师用汉语发言,主持者亲自给他当翻译,并且特别向与会专家们介绍说:“今天我们召开这个满学研讨会,吴先生是唯一能用满语发言的人,但是,他若真的用满语发言,咱们这里谁都听不懂。现在,我建议,请吴先生用满语讲几句话,作为我们这个会议的开始!”结果可想而知,简单几句满语的开场白,再一次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为中国满学界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2. 痴心40载——命中注定的邂逅

位于故宫西华门北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远远望去,这排总面积1.76多万平方米的宫殿式的建筑,青砖黄瓦高大气派,宽阔的石阶两侧有精致的汉白玉栏杆。此中收藏着1000多万件明清档案:皇帝的朱批、重臣的奏折、历代大案要案的审讯记录、科考举子亲笔撰写的试卷以及进士名单、大小金榜、官员们升迁考核的履历单片,乃至清室族谱——玉牒……每次走进那些神秘的库房,看见昏暗灯光下矗立着的一排排高大、威严的龙柜、金柜和现代的铁柜、木柜、钢架,都有种沉甸甸的感受——历史走过去,变成了这些车载斗量的文字……

吴元丰20平方米的办公室,依旧摆放着十年前的大书柜、办公桌、打印复印机等等,显得满满当当;而他,也依旧坐在十年前的那个位子上,戴着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眼镜,如果不是头发已经全白,我几乎疑惑这十年的时光是否真的走过……

如今,吴元丰已然年届花甲,问起人生感触,他笑言:“人这一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能够遇到一个让你喜欢、痴迷、割舍不下的工作,想一直做下去,永不厌倦。这些年,我天天都在看皇帝批的奏折、写的谕旨,感觉像在看小说,很享受,因此也哪儿都不想去,待在满文处一晃40年了。”

1956年,吴元丰出生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库齐牛录乡,上面俩哥四姐,他排在老小,父亲虽然是农民,但精通满文与汉文,这让他自幼便受到满汉两种文化的熏陶。上初中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人生第一个偶像——一位中学女老师。上世纪6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在周恩来总理特批下,办过一期满文班,这老师就是那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了老师,经常给学生们讲北京的事情。这些,让少年吴元丰对她怀着深深的崇敬——周总理,那是多么遥远而伟大的人物啊!而老师竟然上过他特批的班!

让吴元丰想不到的是,仅仅几年后,与老师一模一样的幸运竟然降落到他自己头上——他上了经周总理请示毛主席首肯特批设立的满文班。

“1972年到1975年,我在察布查尔县一中上高中,在班里相当活跃,担任班干部;数理化成绩都很好。故宫招人的时候,老师们都推荐我。只是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事事都讲家庭成分,而我家是中农,成为一种障碍。后来有一位选上的学生家长不让自己儿子远离家乡,这样才临时调整录取了我。”至今谈起此事,吴元丰的脸上仍然是对命运满满的感恩。

满文班一共21人,设在故宫里,由于锡伯语与满语的相同率达到95%,所以,吴元丰的优势非常明显,除了专业或生涩的词汇外,基础单词不需要背。即便如此,那一段时光仍然是清苦的,整整3年他没休过寒暑假,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因为他感觉到了自己在汉语方面的欠缺。为此,他背过新华字典和大量古文。1981年,又与妻子一起考入首都师范学院夜大历史系充电。

过了汉语大关,锡伯族同学的口语优势立即彰显出来,他们之间见了面几乎都是使用锡伯语交谈。吴元丰说:“档案跟图书不一样,档案语言有很多口语的成分,在辞典里是找不到的。有些汉族同学,从事满文档案工作40年,不仅不能开口讲话,就是看档案也比较费力。他们看一份文件,我们可能已经看完几份了。像我从事满文档案工作多年,并有锡伯口语的功底,看拼音形式的满文,已经像看方块文字一样了,因此阅读、理解的速度会快很多。”

“那么,满语与锡伯语究竟是不是一种语言?”我问。

“锡伯族应该是鲜卑人的后裔,原本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清代,常说‘边患之大,莫过于新疆’,那时候,漠北蒙古高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方都在清政府管辖范围内。清中叶,新疆连年战乱,地广人稀,防务十分空虚,而沙俄也在不断觊觎,企图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占领中国的领土。在平定准噶尔以后,清政府意识到西北边防的重要性,开始往新疆调兵遣将,辽宁的锡伯官兵及其家眷5000多人被迁到新疆伊犁河南岸,组建成锡伯营,成为了新疆驻防八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营制一直保持到上世纪30年代。大清的官话与国文就这么被锡伯人从东北带到了新疆。由于地域特殊,锡伯营长期作为‘国防军’驻守边境,形成了相对封闭的语言环境,才使沿用多年的‘大清国语’在这里保存下来。1947年,锡伯族知识分子对满文进行了一次改造,作为本民族的文字来使用,称之为锡伯文。”

侃侃讲述的吴元丰,眼波中流露出真纯与坚定。我恍然理解了,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个民族为何能够跋涉万里去完成一个使命,又怎样“固执”地将那种古老的大清“官话”保留至今。毕业之后的吴元丰,以同样的精神,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坐下来,面对着那走远了的王朝遗留下的200多万件档案,默默无闻地进行看似枯燥的整理编目与翻译出版工作,一坐就是40年;40年间,心静如止水。整理档案之余,他研究满文古籍文献、锡伯族历史、清代新疆史以及清初中国与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关系史。他说,他工作的意义不仅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更重要的还有为维护国家主权、解析边疆问题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问题提供有力的历史依据。

3. 多少楼台烟雨中——满文满语那些事

谈到馆藏档案,吴元丰说:“清,是中国留下档案最多的朝代。明朝档案3000多件,唐朝才几百件,而清朝光是满文档案就有200多万件。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里,满文的文献量也是最大的,它记载着一个王朝,而这个王朝奠定了中华民族现在的版图,很多行政区划的沿革,与邻国边界的划分,都是用这种文字记载的。而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也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整理,就是给每份档案一个编号——一个身份证。”

实际上,在漫长的人类文字历史上,满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生命,它诞生于1599年——明朝万历年间,努尔哈赤麾下的二位儒臣噶盖、额尔德尼以回鹘式蒙古字母拼写女真语制成满文,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以其记载的后金历史档案称“满文老档”。 到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指令满族文字学家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进,达海遂在老满文字母的左右酌增圈点,以区别原来不能区分的音节字母,史称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满族入关后,定满文为国文,满语叫国语,与汉文并行,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字。

然而,吴元丰告诉我,满文满语的危机早在“康乾盛世”时就已经发生了。“实际上从满族入关,这种语言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毕竟满族人口太少,他不可能不与中原这个拥有几千年积淀的汉文化发生融合,并且被其同化。所以无论朝廷怎么强调,到乾隆时期,已经有包括沈阳、北京,以及南方的一些满族人不会说满语了。1949年的调查显示,仅剩北京为数不多的满族或蒙古族读书人,以及东北黑龙江富裕县的三家子、黑河的五家子的一些老人还会讲满语。”

1979年,刚刚工作不久的吴元丰,曾经跟随满学大家金启宗先生走访过三家子,那是他第一次跟真正的满族人交谈,当时感觉跟那里70多岁的老人聊得比较顺畅。2009年,他再次到访三家子时,当年的老人几乎均已过世,当地满语情况比起1979年时落差特别大,甚至很多语序都发生了明显的汉化。

2006年,吴元丰走访黑河五家子。当地干部据说跑遍全村找来两个70多岁能说满语的老人,吴老师进去时两个老太太正坐在屋子里的沙发上用满语说话:“让咱们说话,咱们俩说的这种话现在谁还懂啊?跟他们说干嘛,没人能听懂!”吴元丰闻听,立即趋步向前用满语道:“我能听明白,请你们继续说吧。” 边说着边给她们行了一个满族的请安大礼。两个老太太几乎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赶忙起身向吴元丰回礼。然后三个人开始用满语聊天,吴元丰才知道她俩原本还不是一个村的,老伴都是汉族,平时除她们两人外,已经碰不到其他说满语的人了……

提及这些,提及满文满语的现状,吴元丰总有无限的感慨:“当年,幸亏有周总理的关怀,否则这个语种或者已经在中国失传了!”1955年周恩来采纳溥杰等人的建议,指示中科院语言及历史研究所主办了中国第一个满文学习班,由溥仪的舅父满族宿儒克敬之老先生任教。由于老先生当时年事已高,出于健康考虑教室就设在他家里。很多学生因此觉得不正规,纷纷离开,到毕业时就只剩下4个人,最后只有两个人从事满文工作。

克老先生去世后,因师资问题,满文班无法再办。上世纪60年代初,搞社会调查时,才发现新疆的锡伯族会说满语,于是,国家民委委托中央民族学院,从新疆调过来3个锡伯族老师,办了一个21人的满文班。但是4年后这个班毕业时正赶上“文革”,学生们大都没能留在北京从事专业工作。

再往后就是1975年吴元丰他们这个班。办班起因据说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游故宫的时候看到那些满文匾额就问周总理,这种文字,现在中国有没有人研究,总理当时很肯定的回答说有。再加上当时正在跟苏联谈判,很多相关历史档案都是满文的,周总理就抓住这个机会给毛主席说办了这个班。1978年吴元丰们毕业,刚好赶上改革开放,所有人都留下来从事满文档案工作,后来这些人就成了中国满文档案、满文古籍、满学、清史研究方面的主力……

“不过,我现在反思这件事,觉得培养人才光靠档案馆这种部门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要从国家的层面上予以重视,选择合适的大学,增设‘满文档案’专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吴元丰如是说。

4. 殷殷锡伯情——走不出的遥远家园

作为研究馆员、满文大家的吴元丰,是一位严谨而认真的学者;而生活中的吴老师,则是一位乐观、随和,喜欢唱歌和玩耍的性情中人。由于工作关系,也因为乡情的牵系,吴元丰每年都有2—3次回到家乡——位于新疆伊犁河谷盆地中部的察布查尔。那是我国唯一的锡伯自治县,居住着大约两万名会说清朝“官话”的锡伯族人,那里是他永远的家。

吴老师的妻子,是与他同族、同乡、同学、同事的郭美兰女士,数十载朝夕相伴,正可谓伉俪情深。每逢节假日,吴老师必携妻前往异地游览,而且大都是自己充任司机一角。每当朋友们半开玩笑着夸赞他的专情与浪漫,吴老师就不失诙谐地答曰:“此乃本民族优良传统。”

向吴老师请教这一“传统”的出处,听到了下面这个悲壮而又温馨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间开始,新疆陆续爆发了准噶尔部之乱和大小和卓之乱,历经康雍乾三朝才彻底平定。1762年,清政府在惠远(今霍城县境内)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但是,首任伊犁将军明瑞明显感觉到了驻防官兵的不敷调用,于是给皇帝上奏折,请调盛京(今沈阳)锡伯族官兵,乾隆恩准。

于是,1020名20-40岁的锡伯族官兵,连同3275名眷属,很快分两批前往新疆:第二批官兵启程的前一天——农历四月十八日,正赶上锡伯族的“杜音拜专扎坤”,一个亲朋好友团聚的传统节日。如今,这一天已成为他们每年最重要的节日—— “西迁节”。

乾隆皇帝原本给了锡伯族军队大约两年的行军期限,而他们靠骑马、坐牛车,只用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到达了。当伊犁将军派兵前来接应时,锡伯军队早已断了口粮,靠挖野菜、啃树皮充饥。由于缺乏布匹,新生的婴儿全部是用路边的干草裹着来到伊犁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万里行军,千难万险,而到达伊犁的锡伯军队,不光没有落下一个妇孺,反倒诞育出350余名婴儿;加上后来一路追随的人,使人口增加到5050人!


假如没有锡伯男人的责任心、没有锡伯女性的坚韧、没有他们之间真诚、挚热的爱,这样的奇迹又怎可能发生?!如今,这种精神力量同样出现在吴元丰身上,于是,有了他对满文档案、满文人才培养的执著;对妻子对亲人对朋友的爱;有了这个“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研发项目的成功!

相传,当年乾隆皇帝曾亲口对锡伯军队许下“六十年换防回家乡”的诺言。而今,252年过去,锡伯族虽然未能回到东北故乡,但在新疆,他们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为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满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传承,作出了卓越贡献。采访结束,下楼的时候,吴元丰似是在不经意间,给我讲了件趣事:许多年前,他曾与金毓章(原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溥任长子,溥仪侄子)开了句玩笑,说合着您祖上把我们派到大西北就不再召回了,到如今您也不说替怹过来慰问我们一下!没想到,金先生认了真,还真就去了趟察布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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