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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龙之魂——图说秦人霸道阳刚的奋斗史(转帖连载53)  

2016-07-30 17:33:18|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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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代,一国的疆域实际上是随着国势地伸张和收缩而呈现出不断的变化,因此是很难确定的。但一国必然有其本部,或者说核心地带,就像秦国的关中与陇西一样,齐国也有其本部核心地带,简言之就是西边的济水与南边的泰山、沂山、五莲山一线所夹的山东半岛。这一带从地形上划分,可以分为以临淄为中心的鲁北平原和以即墨为中心的胶东丘陵。临淄与即墨都列于“五都”,所以,这一带实际上也就是齐国五大区中的两大区了。
  齐国以本部核心区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扩张,形成了外围区,只不过与稳固的核心区相比,外围区疆域因为与列国争夺而呈现出不确定的动态变化。到战国中期,随着齐国国力的强盛,其疆域也可以说达到了最大规模,俨然成为与秦国并立的东西两强。北疆:齐国已经越过济水,占据河济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东端向北越过黄河,直达燕南长城,西端与赵魏隔黄河为界,中间夹着弱小的卫国,起到战略缓冲的作用,这一带的军政中心是为高唐。南疆:西端,齐国越过泰山将国境推进到菏水—泗水一线,这一带的军政中心是为平陆;东端,齐国从楚国手里得到了莒国故地,将国境推进到下邳(今江苏睢宁附近),这一带的军政中心是为莒城。齐国的周边邻国从北向南依次为燕国、赵国、魏国、楚国、越国,同时在齐国与楚、魏之间还夹着所谓“泗上十二小国”。
  与秦国位处西方一隅,同时关中本部又有黄河、陇山—秦岭—崤山以为天险相比,齐国位处东方,背靠大海,而其核心地带也有济水、泰山—沂山—五莲山以为依持。战国时代,秦国被称为“百二之国”,齐国也被称为“十二之国”或“百十之国”。 《战国策?秦策四》记载;“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
  但齐国的地缘形势与秦国相比,还是逊色很多,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齐国的济水、泰山—沂山—五莲山防线不如秦国的黄河、陇山—秦岭—崤山防线险固。
  秦国所毗邻的黄河中游河段,两岸有山陕大峡谷以及崤山、中条山等山脉,因此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这一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渡口,这对集中力量进行防御是有利的;齐国所毗邻的济水中下游,两岸大都为平原,渡口众多,这对防御一方来说防不胜防。秦国依持的秦岭、崤山天险,中间只有几条崎岖难行的山路可为通行,尤其是东端只有崤函通道作为联系东方的孔道,而且秦国在此还修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函谷关;而齐国虽然有泰山—沂山—五莲山一线作为天险,但泰山、沂山、五莲山并非是连续的山体,中间有较大的缝隙,虽然齐国沿泰山—沂山—五莲山一线构筑城防以为长城,齐长城东起平阴(今山东平阴县东北),西到琅琊台(今山东胶南县南)入海,但即使如此,也仍然改变不了防御面过宽的被动局面。
  从后来的史实来看,齐秦两国在面对诸侯的合纵联军时,其表现也可谓天壤之别:秦国依持函谷关可以与列国周旋到底,甚至反败为胜,即使联军攻破函谷天险也是以付出巨大伤亡为代价,很难再集中力量扩大战果;而齐国只遭遇到一次列国合纵的群殴,结果就招架不住,几于亡国的厄运。当然,两国的这种不同表现,从根本上还是因为立国的基础和体制上的不同,但在地缘形势上的优劣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
  第二、齐国的核心地带缺乏防御纵深。
  秦国的本部为关中,而陇西则相当于秦国的大后方,东西纵深几达2000里。一旦敌人突入关中,秦国还可以依持洛水和泾水展开梯次防御,即使整个关中都丢了,秦国还可以退到陇西依托陇山为防线再伺机反扑。如果把鲁北平原看成齐国的本部,那么胶东丘陵就是齐国的后方了,东西纵深不过1000里。敌人一旦攻破济水或长城防线,鲁北平原无险可守,基本上是保不住的,只能依托胶东丘陵展开游击战,如果再往后退,就只剩下跳海这一条路了。后来,当齐军主力在济西被五国联军击破后,齐国在本部地带基本再也组织不起有效防御,结果被燕国连下七十余城。但燕国毕竟体量不大,兵力不足,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兵力的分散,最后被坚守在即墨的田单翻盘,如果把燕国换成秦、楚这样的大国,齐国基本上没有复国的机会。
  第三、对外缺乏拓展疆土的扩张空间。
  在齐国周边的邻国中,楚、赵、魏都是强国,齐国要吞灭这些国家简直就是妄想。而实力比较弱小的国家有宋、鲁、中山、燕国等国。中山国长期以来是齐国的附属国,齐国要利用中山这枚棋子来割裂赵国,所以,能够成为齐国盘中餐的只剩下宋、鲁、燕等国了。与秦国可以放心大胆地吃掉义渠和巴蜀相比,齐国要想将宋、鲁、燕吃掉,需要承担更大的国际风险。义渠和巴蜀在地缘上处于华夏文明圈的边缘,在中原诸侯眼里也都是化外之邦,因此,秦国的扩张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宋、鲁、燕三国就不同了,它们都是经过周天子正式册封的诸侯,在文化上也是礼仪之邦,尤其是宋、鲁两国,地缘上位处中原,这里正是当时国际社会竞争的焦点,任何一国想要在这里扩张做大,都会引起其他大国的激烈反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齐宣王时灭燕,但终于因为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对而无功而返,反而与燕国结下了难解的梁子;齐湣王时灭宋,结果是招来五国合纵伐齐,险些亡国。其实,南边的越国也可以成为齐国的兼并对象,但看一下地图就明白了,齐国与越国之间只有一条狭长的滨海通道可为连接,齐国即使灭了越国,也会被这一带更具地缘扩张优势的楚国截断联系,越国早晚都是楚国的盘中餐,任何一国想要觊觎越国,结果都是徒劳的。
  下面我们为齐国打一下分数:
  从综合国力上看,齐国国力充盈,富甲天下,但因为国家体制以及民风的缘故,这些物力财力很难被整合为有效的战斗力,尤其是考虑到齐国“技击”的滑头,所以齐国的真正国力不但弱于秦国,甚至很可能弱于楚国,公元前333年齐楚之间的“徐州之战”,齐国就败于楚国。但齐国的国力毕竟还要强于三晋和燕国,因此齐国在国力上的分数应为:9分,排名第三。
  从地缘形势上看,齐国的优势明显,但要弱于秦国和燕国,同样也是排名第三,所以,我们给出的分数是8分。
  综合分数:9×8=72分。
  综合排名:第二。 

3、山河广袤、腐朽龌龊的楚国
  总体而言,楚国是战国初、中期国土规模最大,政治却最为腐朽龌龊,而地缘形势又较为不利的国家。
  楚国王族为芈姓熊氏,渊源于炎黄一系,具有楚王族血统的屈原在《离骚》中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就是颛顼。颛顼以后终有夏一代,楚之先祖世居火正之官,为祝融。《汉书?五行志》载:“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对火的利用对原始先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而楚部族的祖先世居“火正”,在炎黄部落大联盟中应该具有重要地位。《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墟也”,“郑”即今河南新郑,可见,祝融氏的居地不但在中原,而且与夏王朝的中心地域相距并不远。
  及至夏末,东方的商部落崛起,终灭有夏,作为夏王朝肱股之臣的祝融氏部族离散,其中一支在季连的带领下,南迁至汉水流域。文献中记载季连为“芈姓,楚之后也”,季连就是楚部族的直系先祖。被商人驱赶到南方蛮荒之地的楚部族对商王朝谈不上什么友好,在整个商代,双方的战争时有发生。
  商末,楚部族的首领鬻熊投靠姬周,及到鬻熊曾孙熊绎时,始受封为诸侯,为子爵小国,方圆不到百里,都于丹阳。但是,这个弱小的部族却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经数代楚人的艰苦奋斗,楚国终于发展成为与晋国并驾齐驱的霸国。春秋时代,楚国是扩张势头最猛,灭国数量最多的国家,文献中记录为五十余个,实际数字应该远远超过文献的记载。及到战国时代,楚国不但是整个中国,甚至于一度是全世界疆域最为广袤的国家。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便分崩离析,而罗马基本还局促在亚平宁半岛呢。
  但令人奇怪的是,横亘整个南中国的这个超级巨无霸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却不见了往昔的霸气,变得异常谨慎与保守。其对外虽然也有灭国,但数量却远逊于春秋时代:公元前447年(楚惠王四十二年)灭蔡、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灭杞(今山东安丘东北)、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灭莒、公元前306年(楚怀王二十三年)灭越,公元前256年(考烈王十四年)灭鲁,共计5国。
  关于其对外战争,不但次数要远逊于春秋时代,而且守多攻少,史念海先生根据《史记?六国年表》有如下统计:
  “楚国伐齐2次(威王七年和顷襄王十五年),伐魏1次(怀王六年),伐秦1次(怀王十一年),伐燕1次(顷襄王二十七年),伐韩1次(悼王九年),以视秦之伐楚12次,魏之伐楚5次,韩之伐楚3次,其相差皆不可同日而语。”
  庞大之楚国在春秋和战国时代,其表现为何会有如上之巨大反差?
  楚国的颓弱首先在于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以至于政治不上轨道。
  春秋初期,楚国的政治基本上是由以王室为核心的世家大族所把持。楚王之下权势最为显赫的是“莫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敖”的本意就是部落酋长,楚君之中也有以“敖”自称者,如楚君熊仪便称为“若敖”, 其后裔便是显赫的“若敖氏”。莫敖一职为世袭,长期把持在屈氏一族之手,也就是屈原的祖先。可见,春秋初期,楚国的上层建筑还带有浓厚的原始部族色彩。
  及到楚文王时代,楚史中初见“令尹”一职,最初权力较小,后来权力日渐扩大并超越莫敖,成为楚庭中的百官之首。令尹之下,楚国还设有司马、司败、莠尹、工尹等名目繁多的官职分掌政府各部门工作,而原先的莫敖却显得微不足道了。虽然令尹位高权重,但其升黜罢免皆决于楚王。从莫敖到令尹的演变,说明楚国中央的政治制度由粗糙的部族政治向较为健全的官僚政治的转变。
  很明显,楚国这种流动性较大的官僚政治与中原地区累世不易的世官制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也是春秋时代楚国能够雄视中原的制度基础之一。但楚国的官僚政治并没有褪去贵族政治的底色,各级官职仍然被以王室为核心的贵族集团所垄断。楚王虽然对各级官员有升降任免的大权,但其对官员的遴选仍然是圈定在贵族集团这个小圈子内部,从来没有对更广泛的平民阶层开放过。
  楚国从立国开始到春秋初期,其政权主要由王室和世家大族所分享。楚庄王以后,历代楚王往往重用同为王室出身的王子出任令尹主政。及到战国时代,垄断楚国军政实权的是屈、景、昭三大姓。而到战国末期,大族出身的春申君黄歇长期把持楚国的国政。
  一个贵族世家,不管其祖先如何优秀,血统如何纯正,世卿世禄的特权与长期的养尊处优,足以使他们失掉拼搏进取的品质而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宿命。随着楚国国势的变化,楚国贵族集团日益走向腐化堕落。
  楚国贵族集团的整体堕落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熊绎到楚庄王时代。
  这一阶段,楚国贵族集团给人的印象是:艰苦创业,勇猛精进。
  要说楚人的这股干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人的刺激。据说,在周成王时,天子大会诸侯,楚子熊绎也得列席,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天子与其他诸侯在厅堂内觥筹交错的时候,熊绎只能在外面为大家看护篝火,在周人眼里,楚部族不过是一个偏僻的化外小邦而已。
  憋屈和愤懑是没有用的,面子来源于自身实力,有实力才有魅力嘛。受到刺激的熊绎回国后,带领族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始了艰苦的创业。经数代楚人的不懈奋斗,楚部族日渐强大,强大之后,就是开疆拓土:向南挺进江汉平原,迁都于郢(今湖北宜城境内);向东向北征服周王室在汉水流域分封的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楚王族中有“三年不征,死不从礼”的古训,意思就是三年不对外用兵,死了以后就享用不到子孙供奉的祭品。正是凭借这种勇猛精进的精神,及到春秋初年,楚国俨然发展成为横行江汉之间的霸国。楚武王熊通时,楚擅自称王,悍然与东迁洛邑的周王室分庭抗礼。楚成王时,进军中原,大有凌厉中国之势。楚庄王时代,问鼎周室,击败晋国,终于成为天下名副其实的霸主。春秋霸局,与其说是晋楚两极争霸,还不如说是楚国以一己之力独挑整个中原。
  第二阶段:从楚庄王到楚昭王时代。
  楚庄王的霸业成功,实现了数代楚人的梦想,楚部族对中原王朝积蓄几百年的怨愤情绪也终于得以释怀。就像一个人,当功成名就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享受生活了。同时,从楚庄王开始,楚国大力引进中原地区以礼乐为代表的浮华文明。这样,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艰苦创业、勇猛精进的精神逐渐流失,楚部族迅速走向腐化堕落。同时,楚庭内部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贵族官僚之间的排挤倾轧,使得大量的人才从楚国出走,所谓“虽楚有才,晋实用之”。尤其是巫臣和伍子胥,前者帮助吴国走向强大,成为楚国的潜在威胁,后者则引狼入室,带领吴军血洗郢都。超级楚国就是在贵族集团的腐化和内耗之中日益衰落。
  楚庄王之后的楚共王时代,楚国的国势就初显走下坡路的状态:鄢陵之战中,楚国被晋国击败。其后的楚康王、郏敖时代,楚国的国势仍然没有起色,但老对手晋国比楚国衰的还快,陷入六卿内斗的乱局。所以,在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上,晋楚勉强维持了平分天下的局面。之后,楚国外在的主要威胁不是北方的中原,而是崛起于江东的吴国。虽然吴楚之间的战争楚国多有败绩,但楚国自恃庞大,对东方这个新兴的的生猛小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楚人看来,外患已经基本没有了,这进一步加剧了楚人的腐化堕落:弑君篡位的楚灵王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最终因为内部的兵变将暴君送进了坟墓;接下来的楚平王开始的时候还知道收敛,“息民五年”,但终于改不了贵族淫逸放荡的底色,信用佞臣,抢占儿媳,逼走伍子胥;平王以后,年幼的昭王以幼主临朝,由子常为令尹主政,子常是楚贵族集团腐化贪鄙的典型代表:打击异己、谗害忠良、勒索小国、拒绝良言,最终招来了恶果——柏举之战三败于吴,郢都失守,楚昭王流离失所。
  第三阶段:从楚昭王到楚怀王时代。
  楚昭王仰仗秦国的帮助艰难复国,但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复国之后的楚昭王只能采取安抚、修养生息的政策。随着残破的郢都恢复了昔日的繁华,楚国的贵族集团重又回到以前的腐化堕落,内部的争斗倾轧也是愈演愈烈。同时吴军破郢给楚人造成了严重的心里创伤,之前的楚国,虽然国势日益衰落,但对外基本上还维持着进取的姿态,吴军破郢之后,楚国的贵族集团锐气全消,斗志全无。楚民族就像一个臃肿颓废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迈入战国时代,暮气沉沉,没有半点生机与活力。

如果说贵族官僚政治的腐化堕落是楚国的一大毒瘤,那么,地方上的封君体制则是楚国的另一大毒瘤。
  楚国与秦国相仿,最初都是一个政治框架粗糙而武力生猛的强悍部族。而其所征服的地区情势各异:既有尊奉周礼的华夏之邦,也有原始落后的蛮夷部落。所以,楚国很难对这些地区施行整齐划一的管辖,不管是商代的方国联盟,还是周代的分封体制,还是新型的郡县体制,任何一种地方管理体制都不能满足楚国的需要,所以只能三者兼而用之。
  所谓方国联盟体制,就是宗主国凭借与附属国签订的盟约来实现对附属国相对宽松的管控。附属国对宗主国承担的义务也就是交纳贡赋,随从出征之类,除此之外,附属国不但保留有很大的自治权,而且其内部的君统和组织结构基本不变。这种管理体制主要是针对那些与楚民族文化差异较大,而内部的血缘部族组织又异常牢固的战败国,楚国对其虽然实现了军事上的征服,但却无法实现有效的政治管辖,所以只能采取这种相对宽松的统治方式,其中的典型就是随国。随国,姬姓,是姬周开国元勋南宫适的封国,为“汉阳诸姬”之首,实力强大,楚国对汉阳诸姬的征服,最大的障碍就来自于随国。最后的结果是,随国战败,在穷途末路之际被迫与楚国签订城下之盟:随国脱离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由原来尊奉周天子转为尊奉楚王为宗主,世代不得反悔。春秋几百年来,随国始终恪守着当年的盟约,尤其是后来吴军破郢,楚昭王逃至随地,吴军对随国百般利诱,但随人仍然拒不交人。随人的忠诚得到了回报,维持国命一直到战国时代。上世纪在湖北随州发现了曾侯乙墓,墓葬规格之高,陪葬物品之丰,且有楚惠王赏赐的钟镈,足可见楚庭对曾侯恩宠有加。现代学者认定,曾国即是随国。
  除了松散的方国联盟体制而外,楚国也仿效中原王朝的分封模式,将被征服地区赐给楚部族内部的贵族作为封地。《史记?楚世家》载:楚王熊渠生子三人,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封地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应该就是楚国分封制的开始。与中原王朝一样,拥有大片封地的世家大族必然会对楚王构成尾大不掉的威胁,其中势力最为庞大者就是“若敖氏”。楚庄王时代,“若敖氏”终于发动叛乱,形势岌岌可危,楚庄王甚至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成、穆王之子孙)”为人质来寻求和解,但却遭到若敖氏的拒绝。庆幸的是,楚庄王最终平定了叛乱,其后,楚国对贵族虽也有分封,但却不能对楚王构成实际的威胁。
  现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县制最早创建于楚国。根据《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与那处,使阎敖尹之。”这是文献中最早关于设县的记载,其后,“灭国置县”的方式在楚国逐渐流行。县的设置主要是在关乎国家存亡的战略要害之地,长官为县尹或县公,虽然也由贵族充任,但全由楚王任免,且不得世袭。所以,楚国的县制与前面两种地方管理体制相比,更有利于中央集权。
  到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为了更有效的凝聚国力,中原国家也渐趋流行中央集权性质的郡县制。按理说,楚国的县制应该取代方国联盟体制和分封制,成为地方管理体制的主流,但是,恰恰相反,楚国却出现了与此背道而驰的情况:地方上封君制盛行。
  楚国的封君制出现在“昭惠时代”,楚昭王虽得艰难复国,但楚国中央机构基本瘫痪,运转不灵,尤其是对地方无法实施有效的管控,所以,楚昭王只能将宗室贵戚分封到地方,是为封君。文献中关于封君制的最早记载是在公元前477年(楚惠王12年):“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故封子国于析。”(《左传?哀公十八》)封君制在最初的时候,对于加强地方的治理,恢复地方的元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封君制实际上就是分封制的延续,所不同者主要就是给予受封者“君”的名号,以凸显其尊贵。实际上,其他的国家也都实行封君制,像秦国的商君、武安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等等,但秦国的封君基本上是虚领,只能衣食租税,其他国家即使实领,但都不如楚国封君数量之多,封地之广,权力之大。
  楚国的封君数量,见于考古文献上的就有五六十个,实际数量估计上百个也不过分。封君的封地基本上是一个县的规模,战国后期,楚国春申君的封地甚至达到了十二个县的规模。而且,这些封地往往都是国家的富庶地区,有的还是战略要地。封君在封地内拥有治权,同时还有独立武装,俨然就是国中之国。封君世袭,都出身于贵族家庭,当然也是一样的腐化堕落,为一己私利,全然不顾国家民族之命运。如楚国的春申君,本来应该是楚王依赖的肱股之臣,但因为自己的初封地位于淮北,地近齐国,所以硬是说服楚王将封地改封到江南。以至于今天的上海简称为“申”,黄浦江又名春申江黄歇浦(春申君名黄歇)。同时,春申君在自己的封地内修建了豪华的宫殿,几百年之后的司马迁游至此地,仍然发出“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这样的慨叹,可见其奢华。
  疆域广袤的超级楚国,国内却林立着数量众多的独立王国,致使楚国在战国时代所能凝聚的真实国力与它的国家规模不成比例。
  腐败的贵族官僚政治和地方上的封君体制是楚国国力疲弱的病根所在,对此,楚国的最高统治者也不是全无洞察。
  公元前402年,楚悼王即位,面对国家外战连连失利的困局,大胆起用刚被魏国排挤出走的吴起进行变法。吴起针对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弊端采取了对症下药的举措:
  “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吴起列传》)。就是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子孙永享荣华的特权,用他们的爵禄奖励耕战之士。
  “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就是将封君的封地由富庶的地区迁徙到荒凉的南方,目的是在削弱封君势力的同时,加强对南方蛮荒之地的开发。
  “明法审令”、 “塞私门之请”、 “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就是通过实行法治、杜绝请客送礼、裁汰冗官等措施,以实现政治清明和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
  吴起变法为污秽不堪的楚庭带来了一丝清新,楚国在外战中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卻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吴起变法触动了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这些延续已经数百年的贵族世家,在楚国有着牢固的社会根基,而吴起变法的后盾唯有励志图强的君王一人而已。公元前381年,楚悼王薨,贵族们就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射杀吴起于楚悼王的灵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历时短暂,前后不到十年,所以,变法所取得的成果如昙花一现,楚国很快又回复到往昔的死气沉沉。
  其后的楚国,再不见变法,甚至偶有畅言变法者,也会立刻遭到权贵阶层的集体扼杀。满怀爱国热情,力图刷新政治的屈原只能徘徊在汨罗江畔,以千古绝唱《离骚》来抒发内心之愁愤,最后落得投江自陨的下场。
  因为楚国权贵阶层的势力过于庞大,所以,变法所遭遇到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他们一面左右舆论导向,愚弄草根阶层,以博得道德上的正义,一面用自己的权势,阻挠变法,对变法者大加杀伐。不论其表面如何冠冕堂皇,其内里则是阴暗龌龊,不能大白于天下。这些社会的寄生虫,宁可以牺牲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代价,也不愿自己的即得利益有丝毫的损失。《吕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剑和抱婴投江的寓言来讽喻楚人的抱残守缺:“时已徙矣,而政不移,楚之为政者,有似于此。”
  泱泱楚国,疆域广袤为列国之最,政治却腐朽龌龊,落伍于时代潮流而不见有任何革新进取的希望,天道昭昭,其国运只能走向败亡。
  楚国的宿命悲剧,足为后世大国所鉴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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