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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同是天涯沦落人:中国、土耳其两个病夫的往事  

2016-11-08 16:11:23|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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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它是灿若群星的文明中心,它有着横跨亚欧的领土,曾经把地中海变为它的内湖,把持着东西方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它是亚欧文明的末梢,在亨廷顿那里它是文明碰撞的版块,在布热津斯基那里,它是地缘政治的支轴。那破败的基督教堂和清真寺穹顶昭示着它的往昔辉煌。当高音喇叭传来《古兰经》的吟诵时,贩夫走卒都停下来做庄严的礼拜,仿佛立刻回到了那个伟大帝国的颓废古都。


在世界历史上,从恢弘的大帝国跌入四流国家的绝非中国一家。当中华老字号被西方人送上“东亚病夫”的匾额时,亚欧大陆西端的奥斯曼土耳其则被贴上了“西亚病夫”的标签。


回首这个伟大帝国的衰落史时,不禁发现它与中国近代的衰落有着异曲同工之势。两个伟大帝国同时在18、19世纪欧洲列强轰鸣的工业革命、殖民主义的浪潮中成为帝国主义蚕食侵吞的对象。两个病夫天各一方却同病相怜,国势衰微的病理各不相同,但衰落的特征与吃的药方却有几分神似。它与满清一样,曾有过骄人的业绩:奥斯曼也是从一个偏安一隅的蕞尔小邦崛起为伟大帝国的。在伟大苏丹的带领下,突厥武士一手完结了东罗马帝国的辉煌。他们享受着东罗马帝国的熏风,彪悍的武士们在伟大苏丹的带领下,赫赫武功让同时代的欧洲人闻风丧胆。它东征阿拉伯,吞灭埃及、巴尔干诸国,把星月旗插到东欧,让哈布斯堡王朝暴露在土耳其铁蹄之下。然而,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军事技术、社会组织效率的变革、民族主义的躁动,导致奥斯曼帝国经营不善,帝国罹患了慢性衰落症。


1683年,傲居群雄的奥斯曼军队兵败维也纳。大齐维尔高贵的头颅一直挂在维也纳。从此之后,奥斯曼屡战屡败。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间,土耳其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败家史,从一个峰值1200多平方公里的大帝国蜕变为只剩78平方公里的国家,丧失了安纳托利亚高原外的帝国领土。幸运的是,它玩起了以夷制夷的把戏,利用英法俄意之前的矛盾保住了国体。基辛格也曾认为中国近代避免了印度完全被殖民的下场,完全倚赖于外交手段的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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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奥斯曼帝国曾地跨欧亚非三洲


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俄国的兴起在地缘上是对奥斯曼致命的一击。奥斯曼的不幸就在于碰上了崛起的俄国,几位世界级的雄才大略的君主都从黑海门户上找政绩,使奥斯曼丧失了向黑海北岸扩张的可能性。



土耳其的不幸不仅在于自身沉疴遍地,更在于有一个比清朝更悲摧的地缘环境。一个崛起的、生强力壮的欧洲恰好 觊觎一个老态龙钟但恰又有着丰厚家产的病夫。奥地利、俄国及其其他欧洲列强惦记着土耳其的庞大家产,而满清虽受列强凌辱,但毕竟是劳师远征的部队。从土耳其的衰落到1922年的彻底崩盘,西亚病夫仍在卧榻上挺了239年,而东亚病夫的晚清在风烛残年中坚持了72年,土耳其以夷制夷的手段比病友略高一筹。


奥斯曼的悲剧在于其最大的邻居恰是一个侵略成性的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沙皇将获得奥斯曼的黑海出海口作为风斗目标。两位雄才大略的大帝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与土耳其打了十几场战争,突厥武士的勇武在俄军火气面前早已丧失了优势,天朝因此尝到了丧权辱国的耻辱。近世以降,俄国几乎是奥斯曼的克星,当突厥武士的刀剑和铁骑遭遇沙皇的枪炮时,奥斯曼基本上领教了满蒙曾格沁八里桥惨败的耻辱。


奥斯曼与俄罗斯的较量中一败再败,知耻而后勇,决心自强型改革。与晚清士大夫认为的那样,“我国体制均强于西方各国,唯火炮不能及”,只要利用先进的宗教体制与西方的坚船利炮,奥斯曼就能实现“中兴”。


在帝国政改史中,挡在旧制度面前的守旧势力远比晚清穷凶极恶。在奥斯曼历史中,一群征召于巴尔干的禁卫军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其干政程度堪比晚明的阉党之祸。这支军队可谓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镇压维新力量,对外屡战屡败。禁卫军对改革的扑杀让改革便得血迹斑斑:不是发动政变就是处死苏丹,这样大逆不道让国人瞠目结舌。但苏丹改革的决心虽九死犹未悔。为了剪除改革的敌人,一代又一代的苏丹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奥斯曼家族最终以先人的勇武血气战胜了禁卫军。苏丹依靠新建立起来的新军炮击禁卫军,将4000具尸体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至此改革最凶恶的敌人全部覆灭。


原本以为改革的集结号已经随着禁卫军的剿灭而吹响,奥斯曼的中兴已经指日可待时,如同北洋水师被蕞尔小邦的日本而埋葬同治中兴一样,土耳其人在俄土战争中被自己的番邦——埃及大败。


屈辱是懦夫的地域,也是英雄的乳汁。土耳其开始了“洋务运动”,大苏丹马哈茂德,儿子接过父亲的改革接力棒,颁布《花厅御诏》,开始了坦齐马特(Tanizmat)改革。同洋务运动一样,建立外文编译局,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启蒙思想,聘请外国顾问、建立新军,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全面学习西方。


然而,老大帝国早已全身溃烂,原本展开的改革或许可以自愈,但天不假年,列强的纷争不允许土耳其慢慢消化其改革成果,土耳其的国势不免自由落地。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斯曼又一次败于俄国,英法不愿让俄国势力跃出黑海。因而,列强之间的恩怨与利益瓜葛成为奥斯曼帝国延年益寿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的角力才使奥斯曼帝国苟延残喘。但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帝国主义列强向全身溃烂的奥斯曼注入了特洛伊木马,巴尔干半岛属国成为帝国脓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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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的禁卫军


在帝国内部各派力量中,以英为师还是以德为鉴成为斗争的焦点。亲德派坚信,只有经过铁与血的淬炼,在专制制度下的能富国强兵才是救亡之道。而亲英派则认为,英式的自由民主才是国家的希望。在丧失往昔辉煌,国势日蹙之时,与1905年清末立宪开国会,定宪法一样,土耳其人祭出了民族主义的大旗,认为只有把土耳其打造成土耳其人的国家,用铁血才能恢复帝国荣光。但奥斯曼病入膏肓,颓势已久,只想抱列强大腿,结果被列强玩弄与鼓掌之间。狡猾的英国人利用奥斯曼的这种心态,将一艘巴西退还的均将转卖给奥斯曼,而正当在交付前夕,英德之间激烈的海军军备禁赛迫使英国征用了这艘战舰,奥斯曼苏丹颜面扫地。这让亲德派占据了上风,土耳其民族情感的天平倒向了德国。德国趁机向奥斯曼出售了两艘战舰,昏聩的苏丹让舰上的德军士兵穿上土耳其制服,但战舰上的德国官兵身在奥营身在德,在德皇的教唆下,他们进攻俄国的港口和要塞,就这样土耳其稀里糊涂地被拖进了一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本就是由奥斯曼的属国,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引发。近代欧洲格局的变化就是围绕如何处置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奥斯曼土耳其的遗产展开。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不用的是,土耳其与德国结盟而与协约国展开了圣战,土耳其押错了宝,傍错了大佬,一下子被打回了原形。


1918年11月13日,协约国舰队驶入了伊斯坦布尔,末代苏丹默罕默德四世潸然泪下,瘫坐在宝座上,曾在世界上叱咤风云的大帝国从此成为历史陈迹,祖宗的江山基业在他手中断送。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土耳其梁折栋焚,外国军舰的汽笛为曾近雕栏玉砌的辉煌帝国唱响了一曲末世挽歌。战败后,末代苏丹与协约国签订了城下之盟——《色佛尔条约》。《色佛尔条约》签订后,帝国正式寿终正寝,其五分之三的领土丧失,奥斯曼帝国立刻分崩离析,新国家遍地开花,从亚美尼亚到伊拉克、叙利亚,一个曾让欧洲闻风丧胆,有着文明的光与热,继承过东罗马帝国遗产,有着雷声之锤,击溃十字军,有着众多人口与繁盛文明的国家竟然黯然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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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现代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


东西方两大病号的命运在一战后如此相似。一战中中国虽为战胜国,但徒有虚名,协约国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拱手让与日本,中国竟然遭受如此的胯下之辱,遂拒签和约,五四运动爆发。而在西方的土耳其,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一位拯救土耳其的英雄横空出世。一位土耳其军人振臂一呼,国人景从,不仅推翻苏丹而且拒签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希望建立一个世俗的土耳其人的国家。土耳其人虽命悬一线,但突厥人的勇武基因回光返照,挫败了以丘吉尔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给这位日后成为大英帝国救世主的首相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位英雄就是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


乱世出英豪。凯末尔是土耳其人的莫西。他带领土耳其人走出绝境,但这个涅槃重生的国家形单影只,放眼全球只有新生的苏联与之共患难。一战中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薄弱的一环的苏联退出大战,向外输出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设计人类全新制度的国家成为许多苦大仇深的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救世主。东亚病夫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苏联向中国提供了资金、顾问和军火,支持中国革命。于此相似,苏联支持凯末尔。在其援助下,苏联与英、法、希腊等过鏖战,迫使协约国废除《色佛尔条约》,保全了阿纳托利高原的林土,从而恢复了帝国内部突厥人的大部分领土,奠定今日土耳其领土,凯末尔对此不能不说是居功至伟。在苏联援助下,一战后土耳其绝地逢生。土耳其的命运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蔡和森认为从土耳其可以关照中国革命的道路,他评论说:“世界上最被帝国主义压迫的老大帝国莫如土耳其与中国,两国皆是幅员辽阔,雄踞世界的大国,现皆沦为仍人宰割的‘病夫’。”蔡以为土耳其的病已豁然痊愈,土耳其的道路,即联俄反帝反军阀才有光明与未来,但让蔡始料未及的是,土耳其革命并不是一场苏维埃革命,凯末尔并不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他以强力意志摒弃了伊斯兰传统,坚信只有通过西化的改革把土耳其打造成一个世俗国家,土耳其才能摆脱蒙昧,于是他“改正朔,易服色”,以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移风易俗。中国国民党元老胡汉三在考察土耳其之后,为国民党带来了福音。他视凯末尔为完美领袖,把“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包装成: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正中蒋某人的下怀。竟没想到,中国人为拯救“东亚病夫”,整日寻医问药过程中,“西亚病夫”的药方竟也能治愈中国。



欲经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凯末尔在帝国的断壁残垣上打造了一个新国家,将伊斯兰传统从政治生活中剥离。西化的道路虽然在政治上建构了完整的官能,但却引发了精神分裂。西式的民主与科学、工业化只是一种价值理性,离开了伊斯兰传统之后,土耳其又能用什么匡正世道人心,提供民众日常人伦的规范呢?凯末尔背后的子孙们并未全部按照凯末尔的路线走下去。


斗转星移,国际政治风云波云诡谲。土耳其在寻求自身定位和寻找盟友的过程中与中国又有几分相似。凯末尔的后人将曾经援助过自己的苏联视为敌人。在冷战正酣时投入了美国的怀抱,加入了北约阵营,也未曾料到两个惺惺相惜的病夫竟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


天各一方的两个古老国家在经历刀光剑影之后,既有理想与现实的交集,也有着相似的苦恼与困惑,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恻隐,如今只能在哀叹中埋葬曾经的记忆,只不过在“新兴国家”的聒噪声中,这种记忆再次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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