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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晚明经济充满活力 却为何急剧走向覆灭  

2016-11-30 09:14:28|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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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友娟制图

晚明时期的中国历史,是值得关注的。大明王朝从公元1368年朱元璋洪武建元开始,到1644年崇祯帝于煤山自缢身亡,前后277年,之后又有南明朝廷延续至1662年。晚明时期,通常是指从万历初(1573年)至崇祯末(1644年)的这段时间。

从经济层面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的茶叶、丝棉纺织品及瓷器大量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开始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并与世界经济发生密切关系。同时,伴随着“西学东渐”,思想领域也发生巨大的改变。早期全球化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的时代。

资料图

但是,随着张居正改革的人亡政息,大明朝臣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争斗,最终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夹击下,明王朝不可挽回地走向覆亡,崇祯帝也演出了一幕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而从繁华的顶峰跌至覆亡的低谷,前后只不过数十年。

 万历新政令人耳目一新 官场痼疾终致前功尽弃

谈及晚明的官场政治,不能不提万历新政。万历初,辅佐年幼皇帝的张居正,亲眼目睹嘉靖、隆庆时期的混乱政局,指出其时“皇室骄恣,庶官渎职,吏治因循,边备松弛,财用大匮”的五大弊端,提出“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的整治对策。于是,在万历头十年里,他通过整顿吏治、边防和赋役改革,令大明王朝气象一新。

吏治方面,针对当时各级官吏“毁誉失实”“名与实爽”及各衙门因循敷衍的官场之风,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实施“考成法”,提出“综核名实”“精核吏治”考核政策。他裁撤冗员,奖励勤政,强调“用人唯才”,并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推行,令官场此前姑息委徇的行事风格大为改变,大小臣工“莫敢有偷心”。

经济上,面对“国用不足”“府藏空虚”等严峻的财政形势,张居正提出“量入为出”“痛加节省”的理财原则,严加控制宫廷财政支出,压缩政府行政开支。同时,针对当时存在的小民田产已失而赋税照纳、大户田产增多却无税粮的局面,提出清丈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简化征税手续。此次改革,全国共查出700多万顷隐瞒土地,超过了明朝前期全国的税田总数,使政府控制的纳税田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

十年新政,卓有成效。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万历五年太仓银库岁入数已达隆庆元年的2.17倍; 吏治腐败现象有所遏制,边疆防御也大有改观。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几十年,不是偶然的。

但是,由于新政触犯了执政的官僚集团、皇室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消极抵制。万历十年,张居正因病溘然长逝,反对者群起攻之,十年新政一朝付诸东流水,张居正本人也落得身后被清算的悲惨命运。

新政的失败,原因复杂。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万历新政是当时传统政治体制内的一种调整行为,而这种体制内的调整终究是有限度的,首先要保证支撑现有体制的利益集团不能利益受损。这是传统政治体制下的制度缺陷,也是张居正改革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资料图

中国古代特别强调以德治国,总是寄希望于圣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觉、清官的表率和能吏的勤政,往往缺少制度规范。但历史事实表明,仅靠官员道德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因为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逐利的本性。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设计,使体制产生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只能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进行改革,难免走向失败。

张居正身后的个人悲剧,进一步恶化了晚明的官场生态。他生前荣蒙隆恩圣眷、死后遭遇皇帝翻脸无情的下场,令继任者深以为戒,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紧随而来的“倒张运动”,更是暴露了古代官场得意时门庭若市、蒙难时落井下石的痼疾。“当其秉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至于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举其功。”同时,由于张居正离去,朝内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制衡人物,朝臣之间原有的矛盾不断激化,开启了晚明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

随着天启初为张居正平反翻案,官员们又开始忙于洗白保身,“党同伐异”之风随后愈演愈烈,致使晚明朝政在朋党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天启后期,阉党乱政,残害忠良,“朝中善类为之一空”,将万历新政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加之此前“万历三大征”已将新政的经济红利基本耗尽,特别是朝鲜之役使明朝国力大伤。战争中诸多外交事件的处理上,明朝政治机制的低能和政治腐败均暴露无遗,故而朝鲜战争被视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

新政的失败、党争的兴起、辽东的危局,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中兴机会,预示着开始走下坡,故后人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叹。

内外交困时党争从未间断 旦夕责效间君臣离心离德

崇祯帝即位时,所接手的已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他不仅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更要面对前朝留下的颓靡政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是其处境最生动的写照。而“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之感叹,又透露了其内心的焦虑与期冀拨乱反正、中兴王朝的强烈愿望。为此,崇祯帝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举措。

然而,长年累月形成的官场积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不再是明察苛求就能纠正的。在强大的惯性带动下,朝内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党争从未间断。崇祯帝不得不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作为年仅17岁的年轻皇帝,崇祯帝求治心切,却又自视甚高,猜疑多心。对臣下旦夕责效,趋于繁苛,最终造成属下畏首畏尾、莫敢尽言。崇祯一朝17年,兵部尚书换了14人,刑部尚书换了17人,内阁大学士前后任用50人,还有7名总督被杀。这一局面的后果便是,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削弱了王朝统治能力,加剧了边防与内政危机。

以边防为例,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为的辽东边将,莫不因朝内党争而受牵连。熊廷弼遭“阉党”诬陷,落个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孙承宗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影响,但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恶果。崇祯帝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把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可朝廷中有人硬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终于使其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导致悲剧发生。对崇祯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明亡征决矣”。

内政方面,即便到李自成农民军火烧凤阳明祖陵的地步,朝臣们仍然醉心于党派斗争。为了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更把国家社会利益丢诸脑后。党争的结果,使明王朝彻底丧失了全面掌控内外局面的能力。面对日益严重的民变危机,在抚与剿之间举棋不定;面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局势,在对清兵和与战中优柔寡断,丧失了一次又一次机会。因此,说明末党争导致明朝灭亡,是毫不为过的。

气候异常催生蝗灾和瘟疫 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稻草

从“吏治、民生、边备、夷情”等层面分析,明朝的倾覆已不可避免。但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再说,无论哪个王朝,真正能撼动根本、置王朝于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两三百年才有一次(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明亡,为什么偏偏是在崇祯朝?

全球史的研究视野,或许可以给我们新的启示。从全球史角度观之,这一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危机,这一现象被称为“17世纪危机”。有学者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17世纪世界普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北半球气候自14世纪开始转寒,17世纪达到极点。15世纪初以后,出现过两个温暖时期和3个寒冷时期。大体而言,16世纪和18世纪可算温暖时期;17世纪和19世纪则为寒冷时期,其中又以17世纪为最冷。


明朝后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这一轮小冰河期,使得全国进入一个异常干旱的阶段。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达到灾变的高峰。

崇祯九年开始,因气候干旱引发的特大蝗灾从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逐渐向东西方向扩展。至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六年山西又爆发瘟疫,至崇祯十四年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错杂”“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一个运转正常、理政能力强劲的政府,面对如此惨烈的灾情,尚需全力以赴,遑论已是腐因毕呈、沉疴难起的晚明政府。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持续灾荒、饥民遍野,是农民揭竿而起的重要诱因。自然灾害往往成为压垮当时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明王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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