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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太平军不攻破苏州 上海能有后来的地位?  

2016-11-27 10:07:43|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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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5月,大清东南的经济中心苏州城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气氛中。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的东征部队日益逼近,江苏巡抚徐有壬慌忙之下下令焚毁客商云集市场繁盛的金门、阊门一带,顷刻之间火光四起,散兵游勇乘机抢劫作乱,以至万千财富化为乌有,哭声震天。6月2日,苏州被太平军攻破。

苏州的巨商富室们倒并没有坐以待毙,精明如斯,自然晓得最安全的门路--投奔洋人。他们纷纷怀抱巨资,携家带口逃往由英法联军协助保卫的上海,为上海带来了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和巨额资本,极大助推了上海的城市发展。

太平军占领苏州后在原苏州城墙外修建连成一线的石垒碉堡,从侧面展现了苏州攻防战的惨烈和对苏州地方经济的破坏

太平天国之乱平息后,老牌经济重镇苏州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地位,而上海则一跃成为亚洲最大城市与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对此,日本史学者宫崎市定认为“……近现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这也代表了一种常见的观点,即上海的崛起,似乎全凭了战争的偶然,上海是捡了苏州的便宜。

太平天国战争波及的大致范围,长三角腹地更是双方翻覆争夺的地区

果真如此吗?假如苏州不被太平军攻破,上海还能成就后来的地位吗?

实际上,上海取代苏州,并非简单的地点转移,而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的彻底转型。以苏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济模式,败相早露。太平军的作用,不过加速了苏兴沪衰这一必然历史进程而已。

苏州城的经济以传统模式为主,在清末已趋于衰败

长期以来,地处长三角腹地的苏州,近江面海,以其经济的富庶和文教的发达著称于世,号称“人间天堂”。及至明清,这个“天堂”达到了极盛,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城市,并因明末出现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雇佣生产关系,成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标本地区。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经过了明末至于清末近二百多年的发展,这个“芽”竟还处于萌发阶段。不仅如此,随着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此时的苏州早已衰机暗藏了。

清代的京杭大运河

苏州素称发达的手工业,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长期停留在政府和皇室筹措人的地位上,与官方的联系密切,可谓一损俱损,不但需求有限,还随着清朝的衰落,和传统徽商、晋商一样,逐渐日薄西山。

另外,苏州的商人观念陈旧,在面对近代机器大工业和人造绢之类的新兴事物挑战时,反应迟钝,对变革态度消极,反而热衷于投资收益较高的钱庄和当铺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加速了苏州实业的萧条。

苏州虽然地域上近江面海,但在明清时代,它最为仰仗的的交通运输干线是京杭大运河,其作为运河沿岸最为重要的内河港口之一,对集中和输送江南地区的漕粮和各类商品物资以供应京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大运河苏州段一景

然而自嘉庆、道光以来,大运河屡遭截断,漕运渐渐不通。1825年,清朝设立海运总局,苏州、松江地区的漕粮开始从上海经由海上运往北方。此后,经过1853年黄河改道,运河体系更趋荒废,漕运渐衰,海运全面替代河运,作为海港的上海重要性大增,而内河港口苏州的地位显著动摇了。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并且成立了租界。此时,,部分敏锐的苏州商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上海,当时重要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乃至妓馆色情行业,都陆续由苏州人带入上海。

这些商业资本的转移,远在太平天国动乱之前,而上海之所以逐渐成为苏商的重点投资地区。除了沿海港口的地理优势,上海拥有苏州所不可能具备的东西--优秀的城市制度环境。

上海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环境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根据《南京条约》中的相关规定,上海成为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而在1845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签订的《上海土地章程》,以“永租”的形式开启了上海租界的历史。

这个在很多人眼里乃是百年国耻的上海租界,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完全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其迥异于中国内地的制度环境与英法武力保卫下的客观环境,成为上海经济腾飞的根源。

首先,租界内部照搬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确立了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核心的地方自治体制。

租界立法权主要通过“纳税人会议”,这几乎就是一个小议会,其成员主要由具备一定财产和纳税数额的人组成,具有选举工部局董事会及批准工部局所制订的“法律”的权利,租界内各种法律、财政、税收及其他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其讨论决定。

租界行政权则由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掌管。

上海租界一处界碑

租界司法权的最高代表为“会审公廊”,最初由中国政府和洋人共有,后逐渐完全被外国人掌握。

此外,租界还设有维护公共治安,以打击一切有组织犯罪为目的的巡捕房,这种警察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这样一套完整照搬西方体制的城市自治制度,连带附带的大量完善的西方市政管理配套制度和健全的技术经验,虽然其订立的初衷是为了西方殖民者自身的利益,但由此所营造出来的相对安定的制度环境,自然也会惠及到众多的华商,并带动上海华界经济的发展。

由于租界华商和外商的关系极为密切,处于一种利益共同体的状态,一旦有危及华商利益的事态出现,驻沪英法军队会毫不犹豫的武力保卫上海,以使上海免遭任何祸害,在晚晴动荡的岁月,这种安定环境是内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

上海租界地图

此外,租界的这套政治制度,以保护个人财产和权益为基本准则,界内一切财政、税收、贸易、金融等经济活动都按照西方的模式运作。这也极大的保障了租界内华人的利益,不受清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和对人身财产安全的任意侵害。

租界同时还规定华人可以在利用上海租界的外国领事馆注册公司,这吸引了众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断在上海办厂,并把大部分的工业、商业和金融设施都集中在租界境内。

第二,上海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近代化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已足以与欧美先进国家的市政水平相媲美。

上海的市政建设,采用了大量专业化、近代化的市政建设规划,开辟道路、修筑码头、疏浚河道、架设桥梁,建设学校、医院,设置公共交通、消防系统,兴建发电厂、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的中国城市所不具备的,充分显示了西方市政管理制度的先进性与优越性。

以城市街道为例,租界的道路按照西方城市路政的管理概念,一开始就把路灯、下水道等工程直接纳入规划中,此外还包含了道路维修和养护的一整套规章制度,井井有条。时人描写当时的租界道路:“沟池则时加疏浚,无使淤泥之稍积,晴则轮水奔腾,尘漠不飞,夜则电毯地球,照耀如昼”。

反观当时上海华界的情况,著名洋务人士郑观应的描写很具代表性:“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

租界制度环境不仅惠及界内华商,还刺激华界制度变革

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安定、有序、便利的制度环境和私人财产安全的保护,往往比其他很多因素都来得重要,因此众多的华商宁可增加一部分成本,也一定要在上海设厂。其结果就是,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由上海租界进出的对外贸易,一直稳居全国贸易总额的五成到六成。

20世纪初期繁华的上海外滩

到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以弹丸之地,奠定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集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外贸额、关税、工商业资本、金融存款。

租界的巨大成功,还刺激了上海华界的官绅商民。在清朝的最后十几年,上海地方政府终于开始采用租界的路政管理方式,设置“马路工程局”开辟马路,设置路灯,并且也设立了巡捕房。这个“工程局”后来被地方士绅接手,采用了议会制,议员有民主选举产生,并逐渐发展为地方自治性质的市政机构,弥补了政府薄弱的地方管理。

在此类制度的变革和租界经济的带动下,上海华界也得了了很大的发展,一度衰落的老城厢地区又繁荣起来。华界与租界的协调发展和进一步的融合,使得上海的经济吸引力更加势不可挡。

综上,太平军攻略苏南,严重摧毁苏州经济这一历史事件,充其量只是加速了传统苏州的衰落和近代化上海崛起,但这本就是不可阻挡的必然历史进程。没有战乱,苏州富商一样会被上海的“十里洋场”所吸引,逐渐完成财富的转移,因为这里的制度环境和安全保障,实在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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