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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揭粟裕终生难忘一战:令朱德获全军拥戴成主帅  

2016-11-26 18:07:11|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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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令粟裕终生不忘。几十年后,他追述当时的感受: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了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此战过后,朱德完成了从客卿到主帅的飞越。

朱德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少华,原题:邂逅:粟裕与陈毅(之一)节选

不经意的邂逅,经常蕴涵着宿命般的机缘。

1927年10月,在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山区,在南昌起义溃退的人流中,20岁的警卫班长粟裕遇到了比他年长6岁的团指导员陈毅,从此开始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

在乱军人流中,与他们同时邂逅的还有朱德和林彪。四人共同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低谷。

他们被硝烟熏黑的脸上,流露的虽然都是愁苦,但面临的问题却各有不同。

朱德,最大的愁苦是“光杆司令”,棘手的难题是如何掌握住这支陌生的、士气涣散的部队。南昌起义前,朱德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起义后任第九军副军长,在南下途中两次带兵,指挥的都是临时拼凑的部队。他在自述中回忆,第一次带兵,撤离南昌,向潮汕进军,“我被举做在暴动中成立的新第九军副司令,带了一部分兵,还有教导团的学生以及零七八碎的散兵向东出发”。第二次带兵,是在三河坝。“这时分为两路,一路是主力,叶挺、贺龙带着走,占领了潮汕。另一路归我指挥,为一个支队,到大埔……(后来)主力在那面失败,我们也就撤了下来……收容了潮汕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即刻向福建、江西退却”。

两次带兵有三个共同点,带的都是偏师,担任的都是牵制任务,所辖部队均为临时搭配的。朱德形容前者为“零七八碎的散兵”,后者为“撤下来的残余部队”。

在四面围攻的逆境下,朱德所部官不识兵,兵不信官,处境堪忧。陈毅直爽地说:“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陈毅,最大的愁苦是背负“五皮主义”讥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官兵中树立威信。南昌起义后,一介书生陈毅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

周恩来有些不好意思:“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陈毅倒是爽快,“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下到连队,他才明白,既有干不干的问题,又有能不能干好的问题。这个团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的战役中打出威风,号称为“铁军”“铁团”,是中共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尽管担任“铁团”的最高政治长官,但他新来乍到,没有树立起权威,遭到官兵漠视。有的厌恶地叫他“五皮长官”。“五皮”指围皮带、穿皮靴、背皮包、戴皮手套、拎皮鞭,基层士兵瞧不起这种高高在上、满嘴政治说教的长官,称他们卖“狗皮膏药”。

林彪,最发愁的是如何免遭“丢饷”追责。撤退途中,他带领的第七连发生军需官携款潜逃的恶性事件,偏偏军需官又是他一向亲信的表弟。

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下令绑人,他认定林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欲呈报上级处分。

林彪辩道:“我知道军饷关系连队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途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

朱德闻讯阻止了黄浩声执行军法,叮嘱林彪“一定要记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

粟裕,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负重行军。南昌起义前后,身为班长的粟裕,承担着警卫和运输任务。起义后,他所在的警卫队负责押送在南昌缴获的大量军用物资,每个士兵除随身携带的驳壳枪和子弹带外,还要身背2支步枪、200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盒、铁镐、铁铲等物件,超过60斤。另外每位士兵还照管着一位挑担的民夫,如果途中民夫逃跑,士兵要挑起民夫撂下的担子。南下瑞金、会昌时,主力打了胜仗,缴获6000余支枪和大量辎重,粟裕带领一个班受命将这些枪支弹药用船运向东江。潮汕失败后,他又负责将弹药送往三河坝。毒辣的日头、崎岖的道路、沉重的行李和苦涩的汗水,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0月上旬,这是四人聚齐的时间。当时,从潮汕撤退下来的残余部队与从三河坝撤离的朱德支队在饶平会合,官兵合计两千五六百人。部队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政委李硕勋,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陈毅任第七十三团指导员,林彪任第七十三团七连连长;二是朱德直辖的第九军教导团;三是从潮汕撤下来的第二十军教导团,粟裕在其中任班长。

三支部队的建制和师、团以上领导都在。论实力,周士第带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最强,周邦彩带领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最弱,仅200人。论名头和官衔,朱德最大。

当时,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支新败之师。首先是敌情如山。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多达5个师,共约2万余人,以十比一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军心涣散。骤遇主力覆灭和最高领导机关转移,部队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还是心理上,都处于混乱、茫然的状态,官兵缺乏统一意志。更加严重的是,行动方针出现严重分歧。

10月7日,在茂芝全德学校,来自三支部队的20多位团以上指挥员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危局的方法。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起义军十失其九,又陷入合围,上策是解散部队,隐蔽转移,保存实力。另一种主张保持部队编制,穿插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山区去。

朱德态度最鲜明:“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接着,朱德指着地图分析道:“从最新情报看,敌人正从南、西、北方面逼进,我们向东北方向穿插,直奔湘南。”

在骤遇重挫、惊魂未定的情况下,只有朱德能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令大家刮目相看。这位滇军名将开始发挥主心骨的作用。

会后,部队急行军,经麒麟岭,过柏嵩关,进入福建,然后沿闽粤边界北进。在经过武平时遭到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部队伤亡千余人,后夺路向石迳岭突破。

粟裕清楚记得,这是10月17日。这天,他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一生6次负伤中第一次,也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大部队撤出武平城时,朱德命令留下一个排占领城西高地,负责断后。粟裕就在这个排里。激战中,粟裕受到枪击,当即倒地。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的头部射入,穿脑而过。他事后回忆道:

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下了,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

等到粟裕苏醒过来的时候,身边已空无一人。粟裕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要停下,一定要赶上部队。”这时,后面来了几个掉队的战士,发现了粟裕,替他包扎好伤口,搀扶着一起追赶部队。

当粟裕赶上大部队时,发现全军被阻石迳岭隘口。扼守隘口的虽然是民团,兵力不多,但是据守的地形险要。两峰夹峙,中间留出一线窄谷,窄谷两边为悬崖峭壁,无法攀援。民团集中火力封锁隘口,部队连续发起猛攻,无法靠近,隘道前堆满士兵的尸体,鲜血汩汩下流。


这时,武平城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国民党追兵正朝石迳岭急速逼进。如果部队不能迅速攻占隘口,将面临首尾夹击的厄运。

又是朱德站了出来。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绕至石迳岭侧后,发起攻击,令民团惊惶失措,纷纷逃窜。朱德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指挥部队迅速冲过隘口。

这一幕令粟裕终生不忘。几十年后,他追述当时的感受: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了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此战过后,朱德完成了从客卿到主帅的飞越。

如果说朱德是以笃定和勇猛获得全军拥戴,陈毅则是以坚韧和执著建树自己威信。

10月下旬,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大部队的追击,但仍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危机并未解除。

人数最多、编制最健全和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团以上干部纷纷离队。经军委会同意,周士第、李硕勋离开部队,到香港寻找党组织,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李硕勋转移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从事白区工作和军事工作,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慷慨就义。周士第赴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后一度与党组织脱离联系,赴马来西亚治病。对此,他非常内疚,解放后在《自传》中解剖说:“这是在革命受挫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

继师首长离队后,第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相继离队。张启图在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当时的情况是“师长、团长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时任连指导员、被誉为解放军“后勤之父”的杨至诚上将用“孤军”和“二无”形容当时的困局:“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军,应当怎么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一天,林彪带着几个连长来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他们反映的是部队的实情。陈毅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伤感地说:“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到了大余,2000多人只剩下900多人。”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他几个连长都是林彪黄埔四期的同学,随声附和。

“我不走。”陈毅态度鲜明,“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部队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林彪当晚离开部队,过了几天,他又回来向陈毅报到。

“根本走不了。”林彪话说得坦直,“我走到了梅关,到处是地主武装搜查,抢夺,杀人。这样送命太不值了!”

行军途中,每天都有人离开,只要遇到岔道,军官、士兵就三三两两地往岔路上跑。

在离队潮中,整个部队团以上干部,走得只剩下第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和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了。他俩的坚守,赢得了官兵的尊敬。对此,陈毅感受很深:

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失败后,到了大庾,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

粟裕事后说:“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生路与活路,挑战与机遇,绝望与希望,历史经常通过极端的形式,用考验和转换来完成。

大浪淘沙,狂风吹金,经受的是磨难,吹走的是浮尘,留下的是瑰宝。

10月底,在安远天心圩,朱德召开军人大会,发表演讲。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

陈毅开导大家:“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会后,部队采取去留自愿的政策,又有300军官和士兵离队,部队只剩下800余人。部队取消军、师、团建制,统一整编为一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纵队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陈毅任政委,王尔琢任参谋长,形成了以朱、陈、王三人为核心的领导班子。

在这次整编中,粟裕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林彪任第七连连长。对这次整编,粟裕给予高度评价:“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

对于带领部队渡过危局的朱德、陈毅,粟裕终生敬重,视他们为真正的英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这是他们跨越将近半个世纪亲密交往的起点。

军史有句广为人知的话,叫“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有人统计,粟裕与陈毅真正“形影相随”的时间不到3年,即新四军时期的1939年8月至1941年1月和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1月至7月。曾任三野第九兵团政委的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说:“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其实,这句军谚的真正含义,一是指他们共事期间的亲密关系,二是指他们终其一生不离不弃的真挚友谊。

粟裕的秘书鞠开在回答社会上关于“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疑问时,这样解释老首长对陈毅元帅的关系:


从1927年10月下旬粟裕认识陈毅的那天起到全国解放,在粟裕的思想上是很明确的,他一直把陈毅看成是他的上级,对陈毅是钦佩的。十年内战是如此,八年抗战是如此,三年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他还说:他长期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心情是舒畅的。

天心圩整编过后,这800余人,再也没有一人离队,他们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绝大多数牺牲了。到1955年共和国第一次授衔时,走上受衔台的只剩下4人——朱德、陈毅、林彪、粟裕,3位元帅1位大将。

经过失败的考验,陈毅也对粟裕产生了信任。1952年6月14日,他在回忆时说:

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还在的,林彪、粟裕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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