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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历史上的商帮50徽商——徽商历史揭秘  

2016-11-25 12:08:35|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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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历史和代表人物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开始走向没落。
    绩溪徽商的兴起比徽州其它县要晚一些,当徽属各县之徽商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据史书记载,大约在明代中叶,绩溪徽商才兴起,到清末蔚成大观。绩溪徽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红顶巨商胡雪岩。胡雪岩生性机敏,胆识过人,深谋远虑,不攻近利,最终不仅发迹致富,成为活财神,还以资助清廷、输款筹饷,功在边陲。胡雪岩原本是纯粹的商人,竟然得到清廷特赐戴红顶子、穿黄马褂,实为亦官亦商,这在我国商史中亦属罕见。
    ——徽墨名家胡开文。清代我国有四大制墨名家,绩溪汪近圣和胡开文就占了两家,尤以胡开文墨后来居上,成为文房四宝中徽墨的代表,胡开文墨业自1756年起至1956年,前后经历200年,成为国内京、津、沪等数十个城市、集从业人员上千人的大行业,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茶商胡炳衡。徽商胡炳衡祖孙四代,在江苏三泰地区开辟茶商贸易,历百余年商海沧桑,几经劫难与复兴,先后开设茶庄、茶栈12爿,为绩溪茶业在三泰地区开创了一方天地。抗战以后,店业相继转营到上海等地,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
    ——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1941年在绩溪县龙川村创办缫丝厂的徽商胡练九毕生致力于丝绸行业,是我省最早的缫丝企业创建人,是徽商中由商业贸易向工业生产的较早跨越者之一,这是我县徽商群体中工业萌芽的具体表现。解放初期,胡练九提出在重点地区栽桑养蚕,逐步普及全县,并建议县人民政府利用龙川缫丝厂的设备筹建公私合营绩溪县缫丝厂,就是现在的安徽绩溪丝业公司前身,当时的苏联《真理报》曾予以采访报道。
    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就出自绩溪徽商世家,胡适能成为一代文豪、国际著名学者和新文化、新思想的领军人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集徽商文化、儒学精神和西方先进思想之大成,厚积薄发、推陈出新。胡适先生的家乡上庄村,是一个被人称作“小上海”的徽商故里,他与胡开文是本家,上海的茶叶店中有不少是上庄村人开办的,其中著名的“汪裕泰茶庄”就是当年胡适在上海经常的栖身之处,胡适的先祖19世纪初就在上海经营茶业,其父胡铁花“年十四,已如成人,每岁茶市,已能供奔走,助力作。”如果没有徽商大背景,就不能产生文化巨匠胡适。胡适的一生,与徽商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胡适大力提倡徽州人、绩溪人要努力做“徽骆驼”、“绩溪牛”。
    除此之外,绩溪徽商中较为著名的还有创办安徽最早的电灯公司的吴兴周、南通土布商张静甫、石恒春药店创始人石明谅,建德南北杂货商吴焕章,宣城“裕和隆”洪絍以及大批活跃在苏浙沪一带的绩溪徽厨等。直到解放前,绩溪旅外商人还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远远高于老徽州其它各县。绩溪徽商所经营的种类有茶、墨、菜、盐、钱、药、粮、油、酱、酒、肉、织、木、典当、土杂等十多种。据清末到建国初的不完全统计,绩溪商人在全国各地开办的各类商号在1200家以上,这充分说明,绩溪徽商在整个徽商走向没落时期,由于较能适应社会发展,故能在徽商没落时仍然能够落日溶金,争得徽商末日之辉煌。
徽商特性:缘何徽商多儒商
 历史上,徽州商人不仅很会做生意,而且不乏好读书者。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还有同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清代绩溪县人章策,自幼爱读圣贤书。成人后,在浙江兰溪随父习贾行商,并因经商得法致富。他的爱好是买集善书,因而积聚书册万卷,并孜孜以读,每日商务再忙也从不间断。
    明代休宁人汪应诰;出身于盐商世家,诗书五经却无不精。汪氏宗谱记载他曾经商于闽粤一带,称其为“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对《通鉴纲目》等诸典籍研究很深。传说他商务得闲时,常读书到了如痴似狂的地步,有时甚至能在书房中整整坐上一日,专心致志地阅读。每当有人临科考试茫然不知论题的出处,偶尔来求教时,他即能告之此题出于何处,求者回去翻书,竟不差分厘。
    同代人黟县胡春帆,更是非同小可。相传他每到一地,必先入书市观书,尔后再做生意。他通常一买就是几百本,致使后来“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虽然家为富商,他却始终保持着徽州人祖辈传统的节俭美德,举家老少概不锦衣美食,唯有求书见慷慨。
    著名盐商吴鈵,徽州歙县人氏。据史书记载道:“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可见他一生是很勤奋的,后来是“昼筹盐策,夜究简编”,较有成就。
    明末时,徽州婺源县,有个商人王尚儒,十五、六岁就离开家乡赴荆楚经商。当时正值战争频繁的多事之秋,商行里规定轮流守夜值班,以防不测。同行们无不认为是项苦差事,而尚儒则以此为乐道:夜读通宵,有公费油膏,无人干扰,真乃是美差!他主动向商行提出:愿代诸同事守夜。上下自当拥戴不提,同事们更是感激不尽。于是他夜夜读书达旦,学问长进很快。
徽商兴衰史:“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近代徽商代表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三百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势。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集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支援清军。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 
    1847年胡雪岩筹建杭州胡庆余堂时,选择精通业务的经理。他测试过三个候选人:第一个精通算计,认为开办药店的目的当然是赚钱,成为经理之后,可以每年赚白银十万两。胡雪岩听后一笑谢绝。第二位主张头两年少赚,以后再赚大钱,胡雪岩仍然是一笑置之。第三位就是当时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经理余修初。他提出,要使胡庆余堂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药店,就要敢于首先亏本三年,等牌子响了之后再大干。胡雪岩认为深得我心,当场决定聘用他。为了打响药店的牌子,胡雪岩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的中医,一起收集研究中医的古代验方。对这些中医,胡雪岩待为上宾,从不限制他们的研究时间和资金。一旦他们为药店研制出一种新药,就给予优厚的报酬。在胡庆余堂的店规中,有一种“功劳股”,就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奖给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这种红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获得者去世为止,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
    “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风“益向文雅”。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剧《对课》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唱着要买“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其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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