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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张作霖不认为中共是心腹大患 为何还要杀害李大钊  

2016-11-17 15:39:44|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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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天才(1900-1961),原名李经天,号泊汉、渤海,山东蓬莱人。黎曾是北大学生,也是李大钊等成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之一,1923年由高君宇、何孟雄介绍加入共产党,是中共北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京汉铁路大罢工)时的骨干。李大钊主持中共北方党务时,黎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共顺直省委下属的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中枢,曾有前后“三巨头”之称,之前为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之后即为黎天才、韩麟符、王振翼(此三人后皆参加了“非常委员会”,王死于国民党狱中,韩出狱后遇刺)。

“三一八”惨案后奉军入京,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被捕遇难。黎天才在革命低潮中被党内开始盛行的左倾风所排斥,被撤销北京市委书记一职。1927年5月,中共顺直省委选举彭述之任书记,李渤海(黎天才)任宣传部长。1928年2月,中共顺直省委发生纠纷,中央派巡视员蔡和森解决未果。此后,中央在天津召开改组会议,批判彭述之的右倾错误,陷于纠纷的李也受到“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后来李经天(黎天才)在“飞行集会”中散发传单,被东北宪兵司令、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捕获。陈见他是年轻人又是大学生,动了爱才之心,设法减刑,并把他的名字改成黎天才。

黎感念此次救命和知遇之恩,遂于1928年叛变革命,成了陈手下的秘书长(北京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兼宣传科长)。他的叛变几乎给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毁灭性影响,当时被捕的有北京各大学党支部的负责人,其中10余人牺牲。据当年中共北京地委宣传部执行秘书盛忠亮回忆,黎天才(盛回忆为“李普海”,即李渤海的讹音)是“山东一个大地主的儿子”,被捕后,“在处决的威胁下,泄露了北京地区党组织的详情,并交待了党的干部名单。由于李的出卖,有六十多名党员被捕和处决。而李却活了下来,化名黎天才,最后投效张学良,当上了张学良的主要副官”。


东北“易帜”后,因黎天才有从事党务的经验,李大钊牺牲后更主持过国共合作的工作,张学良便邀其赴东北筹办国民党组织。黎遂赴东北,为张学良服务,张也倚之为心腹。“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占领华北,黎为之拟定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九一八”后黎又帮张学良建立了东北情报网,进而引起南京方面的重视,戴笠甚至有意将黎天才招致门下为其所用。在此期间,张学良也曾利用黎天才对付中共地下党组织,起了恶劣作用。但据陈铁健《历史功罪向谁论》等文章,黎又是当时“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员”和“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领导人”,他利用特殊身份暗中发挥作用,将许多被捕的“非委”成员先后以不同形式释放。特别是在张学良1933年下野之前,黎受命将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政治犯开释,这其中也有许多是“非委”成员。不过上述情由还须经过考证后方可定谳。

另外,又据说“九一八”事变后,黎在北平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特科吴成方的动员,愿意为中国革命做些工作,以赎前愆。他提供了狱中中共被捕者的情况,并按照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撰写了畅销书《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从此,黎利用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开始参与东北军机密,逐渐推动张的思想转变,做了许多外人罕知的工作。北洋军阀中,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待中共的态度与蒋介石不太一样。他们缺乏与中共斗争的经验,也没有蒋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真切感受。张氏父子甚至一向以为中共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抓到共产党案件,简单审问一下,不承认、无证据,就放了”。至于张作霖后来杀害李大钊等人,“是因为发觉共产党策动郭松龄起义,又经过各帝国主义使团的唆使,才下毒手”。而张学良呢,“则认为共产党人士有才干,可以争取为他所用”,且其中“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所以后来他为蒋介石所逼迫而杀了潘东周、董道泉(东北军团长,并非共产党员,只是与红军有合作,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在解除胡宗南围攻红二方面军时起了很大作用)之后,对二人遗属又加以抚恤。黎天才在东北时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对黎天才,张学良除了曾以之对付共产党之外,也有惜才的心思;将他揽为亲信,则是国内形势、张学良本人思想发生变化的结果。


已故历史学家张魁堂先生在其力作《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一书中,对张学良开始接近身边的“前共产党人”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张苦于“剿共”无出路,抗日又遥遥无期,“为了抗日救国,他不仅寄希望于国民党,还支持过国家主义派,但都失望。他在欧游期间,发现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共产党。在武昌行营期间他发现红军虽人数不多却消灭不了,而东北军损失虽不大,但吃亏的时候多。因此,他决心研究共产主义,想了解共产党。1934年下半年,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并要手下两个人给他讲课和帮助,一个是黎天才,另一个是潘文郁(即潘东周——编者注)。”此外,“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还让黎天才找来参加过工运的吴雨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黎、吴二人曾是中共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时铁路总工会的成员,吴在“二七”大罢工中被捕,后叛变革命)给以秘书待遇,专讲工运问题。”这一番“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对日后张学良联共抗日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黎天才是张学良的机要组组长,由于黎的影响,张“对在战场上获得的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文件、理论书刊等也留心阅读,这使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了新的认识”。

黎天才、潘东周、吴雨铭由此成为张学良身边的“智囊”,潘东周甚至牺牲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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