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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历史上的商帮37晋商文化从“富甲天下”到破家  

2016-11-10 16:35:46|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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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康’倒了,胡雪岩完蛋了”的消息传到晋中,山西票商大多额手加庆,欣喜异常。他们庆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动了,山西票号今后可以独占全国了。他们仿佛看到了灿烂的辉煌前景,正在向他们招手。

    但他们没料到,“阜康”票号的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号垮台的进程。阜康亏损了八千万银两,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抢兑现银的风潮,山西票号在这股强大的风潮之中飘摇不定。

    二十年后,维系晋帮及其荣誉的山西票商们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物极必反

    晋帮票号的衰落,是受历史的影响。而这次带有决定性的时刻,历史不再青睐晋帮了。

    早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晋帮已呈衰败之相,造成晋帮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王朝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乾隆年间,晋帮兴盛达到了顶点,晋省也就成了清王朝载派劝捐助饷最重的省之一。乾隆时大小金川起义,因财政拮据,大肆向两淮、浙江、长芦、河东各盐商劝捐助饷,山西河东盐商捐银“一百一十万两”。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又一次向晋省富商勒派,先派定 218万两,皇帝“因捐数过多,抵尝收银一百五十万两,其余仍着伯麟(山西巡抚)按数发还”。实际上,发还之银被府县官员贪为己有。清朝廷将晋商视为政府财源,凡有财政不足的时候,皆是首先想到晋商,尤其是徽商财力下降之时更是如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因赔款所需,道光二十三年(1843),向山西绅商派捐“二百余万两”。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推行捐借政策,咸丰三年(1853)正月底,全国绅商捐银424万两,山西捐银159.93万余两,居各行省之首,占37. 65%。这次捐输延续到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山西绅商共捐银303万两,实际交银287万余两。下欠17万余两,实在无力再交。当时有人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捐数逾千万。”经过多次捐输,有些富户家道中落,甚至“赤贫如洗”,再已榨不出钱来了。咸丰年捐输未交的17万余两银子,再过11年,至同治五年(1866)正月,除又收银 4.39万余两外,剩下的12万两,“数年来,无论如何追比(逼),汔无分厘提到”。追逼的官府大员,满以为这种追讨未交够的捐输款,可以轻松办成。孰不料,数年竟追不回12万两银。

    一些山西绅商之穷,到了如此地步。

    太平军兴起之后,在湖北、安徽、江苏等省与清军反复交战。这些争夺战使晋帮在那些地方的工商业遭到破坏,资本荡然无存。

    这对晋商来讲,是雪上加霜的事。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本来已处于窘境的晋帮更加捉襟见肘:经济上既不能与外商相抗衡,经营的商业场所与地方又被侵略战争所破坏,经济财富被掠夺。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战争和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每次战争都使晋商在那里的工商业遭到破坏。仅甲午、庚子和日俄战争,就使晋商在东北、华北等地区的商号和财产损失,多达数千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巡抚宝芬在奏疏中说:“(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来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今则赎回矿产又增二百余万”。

    更惨的是在北京开当铺的晋商,他们的损失更大。晋商经营的有 200 余座,每家资本七八万两,少则也有三四万两。但在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9O%以上被抢劫一空,未被抢及被抢未尽的只余十座。俄国商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逼中国清政府给予他们前往张家口、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的通商权。原来独占中俄恰克图贸易的晋商,只能灰溜溜地被排挤出去。

    在封建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榨下,晋商是急剧衰败,而且是整个地区、整个家族地衰败。

    介休县北辛武村冀氏17世冀国定,生四子,起名以公、以和、以中、以正,此时正是他家全盛的时期,在山西、北京、直隶、湖北等地开设各种店铺70多处,财富达 300多万。道光时,冀国定去世,由其四子分主家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海疆捐输”,兄弟四人捐款1.6万两,居介休县之首。太平天国时期,他们在湖北的店铺商号遭兵燹者十余家,资本已去大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海淀字号有四家被抢。加上清王朝的多次勒捐,至咸丰末,冀氏家族“较之以前,家资不及十分之二”。

    晋商与徽商一样,都是靠封建政权来获得商业上的特许权,从中牟取高额利润,他们的命运是与封建社会休戚与共的。封建社会的衰败,使得赖以生存的晋商衰败成为定局,但直到清末以前它的声誉依然很高,这主要是凭借山西票号的兴盛来维持的。     

    历史抛弃了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支撑了晋帮,但并不能挽救晋帮衰落的历史命运。几十年后,山西票号终于也衰落了,苟延残喘的晋帮被历史划上了一个句号。

    山西票号衰落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票号经营遇上危机。这种危机是与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相联系的。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歉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 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歉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收不回贷款的风险是极大的。

    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

    另一个原因是: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票号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贷款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船漏偏遇顶头风”。山西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O%。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从“富甲天下”到破家,晋帮在历史舞台上终于演完了这场人生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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