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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曾胡左李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是与非  

2014-09-08 18:18:46|  分类: 军事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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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亥武昌起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部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在评价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所谓清季中兴名臣时,总爱对他们冠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鹰犬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洋奴买办的称谓。对李鸿章则毫不吝啬地再加以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除了对左宗棠消灭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功业稍事肯定外,则等于把他们全盘否定了。这实际上是对历史本身的一种歪曲。拨乱反正以后,史学界、思想界开始以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度来重新分析评介清季中兴诸臣,肯定、否定者各执一词,但都跳不出阶级斗争的固有思维圈子。虽然主流趋于肯定他们,但基本上并未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史家们难免戴着固有的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有色眼睛,看待古人所遭际的乱离岁月多舛的人生,因之,难以得出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结论。

生逢乱世,即令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有经天纬地之才的盖世英雄,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颠覆乾坤,扭转历史,再造中华,开拓未来。他们只能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顺应形势,力挽颓势于大厦将覆。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尽一点绵薄的微力,而不可能自命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事实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这样的救世主也并不存在。自诩、自封并不等于事实本身。任何对历史做出贡献的伟人,都要被放到历史的长河中,从纵的、横的方方面面的比较中,获得公允的评价和适宜的历史地位。而不是仅仅依靠其部属、仆从、子民、甚至御用史家的吹捧、拔高或另有图谋的人们的贬低,被粉饰或者扭曲。为此,我们还是不要亵渎了前辈先贤的在天之灵,要荡涤尽泼在他们身上的污秽,洗尽历史的尘埃,重新认真全面的仔细审视他们艰难苦恨、鞍马劳顿、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一生,以求得真知和事实本身吧!

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本是武人的职责,但是,生逢乱世的中兴诸臣,却不得不以文人柔弱的双肩,担负起当时连兵家都无法担负的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他们本是精通文史子集的博学鸿儒,曾国藩(道光十八年殿试得中为翰林院庶吉士)、胡林翼(道光十六年进士)、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殿试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都系三甲进士出身,真正的翰林(皇帝的秘书和文学侍从之臣)。左宗棠三试不第(不是考不中,时运不济,另有原因),以乡村塾师,幕僚身份,赖胡林翼三度推荐,曾国藩引为知己,终于风云际会于时代,成为一面将帅,封疆大吏。他们四人中,李鸿章出身合肥的大地主;胡林翼出身清贵之家;曾国藩出身于勤俭持家的农家,鸡鸣而作,并不富裕,时有外债。左宗棠仅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的儿子,靠设馆、寄寓教书为生。如果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的话,他们的出身实际上和太平天国起事诸王没有什么两样(洪秀全,落第秀才;冯云山,乡村塾师;石达开,地主乡绅;杨秀清,窑工)。

但是,洪秀全们选择了兴洋教,揭竿起义,于造反中另辟天地,成就个人功名富贵的道路。曾国藩们选择了力挽狂澜,拯救清室于风雨飘摇之中的道路。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这种选择乃是他们个人的处境、社会地位,政治见解,交游环境的使然。

从地理位置看,拜上帝会产生于靠近鸦片战争的发端地——广州不远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教化相对薄弱的边远、贫穷、落后、闭塞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上帝的公平、博爱思想,使那些头脑聪颖,而又怀才不遇,愤懑不平,心怀天下的当地贫寒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某种启发,看到了他们发动、团结、聚合、号召当地贫穷,落后,愚昧,急欲寻求新的生活出路的农民的契机和纽带。于是,他们结盟组社,以拜上帝的名义,聚集起一只造反的大军,开始了震惊天下,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但囿于出身,胸襟和识见,他们目光短浅,贪恋富贵,又觊觎权势,互不相容,最终使来势汹汹的天国,因内讧迅速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犹如昙花一现。事实上,一个出身自偏远山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更勿谈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的社会集团,怎么可能从天上掉下远见卓识和伟大抱负呢?

就在这一时期,深受程朱和阳明理学熏陶教育的长江中游地区那些身怀经纶的进士名臣,怀才不遇,渴求机遇一展风采的秀才和落第文人们,却看到了自己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们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军事界,经济技术界仅有的精华,从陶澍(林则徐上司,两江总督)、郭嵩焘(翰林院编修,驻英、法公使)、贺熙龄(湖北学政)、贺长龄(江苏布政使)、骆秉章(湖南巡抚,四川总督)、张亮基(湖南巡抚)、沈褒祯(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江忠源(由知县而安徽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罗泽南、彭玉麟、刘松山、刘锦棠、(以上湘军),刘铭传、周盛波、丁汝昌、潘鼎新(以上淮军)等一帮骁将,以及他们的朋友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容闳等等,可谓人才济济。因为相互启迪、帮扶、熏陶、影响、举荐,他们比洪秀全们更扎实于学业,更注重于师夷之长,避己之短,更能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加之深受儒家忠君爱国、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的教育熏陶,于是,经过短暂的观望,对比和思考之后,湖湘的这些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指导下,选择了编练团勇,从军勤王的道路。以他们的学识、人品、忠诚、勇敢、清廉、勤奋和克己复礼的操行,在战场上和太平天国诸将一较长短、一比高下,最终以少胜多(曾国藩所练湘军,最初为一万七千人,后为三万,最盛时六万;左宗棠军由五千八百到两万,淮军成军时一万人,平捻以后,收编部分湘军,最后达二十万),以弱胜强,靠智谋、天时、地利、人和、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战术,战胜了崛起也匆匆,败也匆匆的洪秀全政权,使那个昏聩腐败、积弱积贫的大清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基于这样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对于中华民族,对于历史,这种结局,究竟是福,还是祸。中兴诸臣,是功臣还是罪人?

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鸦片战争虽然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激化了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国人进一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但是,限于王权至上和君父的一贯思维,中国人,普遍地把造成这一切的元凶,并没有看作是封建皇权本身;而是列强和地方的贪官污吏。中原地区的人们,从潜意识里,反对洋教的传播,拥戴清正干练的廉吏,希望太平安宁的日子,并不欢迎动乱。沸沸扬扬的地区,仅限于贫穷、落后、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帝国主义势力,包括洋教猖獗的地区和天灾人祸频仍的地域。这也就是太平天国,捻军,云贵少数民族,到陕甘起义的回教, 虽然轰轰烈烈,蔓延不已,却始终未形成足以改天换地的政治军事力量,也得不到相对富庶地区和儒教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民众支持拥护的原因。因此他们形不成主流,即无天时,又不得地利、人和,只能最后被各个击破,陷于沉寂之中。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不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民不聊生,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起义的时候。中国也没有任何一支军事政治力量(四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也只是反洋教,洋奴买办,而不是反天子),能取代清王朝,并给人民以和平、幸福与安宁。占据了南京,建立天国的拜上帝会的首领们,并没有认真地得力地推行天朝田亩制度,赐给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和天地,而是忙于封官拜爵,兴建王府,争权夺利,相互杀掠。他们没有以实际行动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劳苦大众,展现出未来的希望和广阔的前途,而仅仅据有了一隅河山,就沉缅于深宫重闱的生活和生杀予夺的权威之中。也不过是沐猴而冠的楚人,终究成不了大器和王霸之业。左宗棠及其家乡的亲朋子弟,那样胸怀大志,目光远大的有识之士,谁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一世的英名与功业,绑在这个天国随时会散架的战车上?但他们又不肯放弃建功立业的历史机遇,因此,他们只能选择虽然千孔百疮,岌岌可危,尚能维持统一与安定的封建王权。人才的走向和聚散,代表着事业的兴旺和衰败,也就注定了太平天国必然失败的命运。

退一步想,假定太平天国胜利了,他也只是以一个新的封建皇权取代了一个旧的封建王朝。鉴于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各地、各民族,聚众造反的势力,为了争衡天下,在列强的蛊惑下,必然会选择各自的靠山以获得相对的优势(陕甘回族造反领袖白彦虎、马人得,在湘军打击下,由陕北,到河煌、河西,阿古柏匪帮,走的就是一条寻求帝国主义庇护支持的道路;金鸡堡马化龙部有不知来自何处的洋枪三千支,显见是交通洋人所得;河西马文禄接受新疆割据势力,所谓清真王妥得封爵都是明证)。中国将会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之中。中兴名臣,尤其是左宗棠,正是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才选择了强化统一的道路。五十年后,没有获得全国民众广泛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同盟会,虽然依靠共进会,和新军中下层知识分子自发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他并没有能力驾驭局面,实现政权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甚至连领导的班底都没有健全,治理国家的能力都未具备。只能拱手把权利交给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旧官吏和政客,除了丢了自己的脑袋外,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一个分崩离析,战乱频仍的中国。

1911年到1949年,中国实际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来使人民获得安宁和休养生息。有的只是天灾人祸,战乱和外侮(蒋介石政权不能算一个统一的政权,充其量只是一个强盛一时的新军阀)。五十年后,尚且如此,历史向前推五十年,又将如何?中兴名臣以自己的努力迟缓了军阀割据,生灵涂炭的时代的早日到来,虽然主观上为了大清统一,客观上却造福了黎民百姓,何罪之有?

任何一个统一的政权,都不会容忍国土内出现反叛与动乱。封建社会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将相官吏有守土之责,平叛之任。从这个意义上讲,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曾国藩、胡林翼,只是尽了自己一个臣子的本份。否则,他就是玩忽职守,罪不在赦的逆臣。今天,任何一个地方,从少数民族区域到城市乡村,出现动乱和造反的迹象,地方官们仍然必须履行保境安民,消弭祸乱的义务和责任。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从前的将帅就成了镇压起义的刽子手,今天的将相却成了英雄呢?至于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中弃暗投明,走向新生,那是另一回事。事实是太平天国未必代表先进,代表光明,代表未来。他能戴上桂冠,仅仅是“农民起义”这个概念。片面地、主观地、单凭推测与想像去论是非,指责守土安民的将相,就是一种历史的悖论。

如果说,捻军还带有农民起义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外,陕甘回教的造反就不是那么简单。诚然,清季贪官污吏对少数民族的压榨,迫害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门宦林立,教派纷争的西北回教封建主们的呓语和幻想在作祟。他们曾幻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回教国,游离于中华大家庭的圈子之外,因此,不惜利用地方贪官污吏和少数民族百姓之间的矛盾对立,借用宗教的力量,信仰的号召,挑动了祸及西北四省的叛乱,(1959-1961年,西藏、青海、甘南的少数民族叛乱,和此同出一辙)。在湘军平叛的过程中,看看大势已去,面临生死选择时,这些封建主又摇身一变,出卖了部族兄弟,成为清廷的鹰犬与帮凶。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奎。马鸿宾等)的父辈,马占鳌、马文禄、马福祥之流,作为河湟、河西的造反领袖,依赖叛卖,依赖兄弟姐妹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换来了荣华富贵,成就了割据一方的霸业。消弭这样的祸乱,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何罪之有?

或言;为镇压太平天国,无论湘军,还是后起的淮军,都借用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先是洋枪洋炮,后来是洋人流氓和军队直接参战。因此,曾国藩等勾结了帝国主义分子,扮演了卖国贼的角色,镇压了自己的同胞。事实是,借用洋人助剿,是清廷在天平天国势盛,清军羸弱,无力戡乱的情况下,想出的饮鸩止渴的国策,并不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建议和谋略。主谋是肃清了咸丰托孤的“八大臣”,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作为臣下,中兴诸臣虽然持有异议,但也只能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前提下,奉命行事。曾国藩在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中上奏说;

“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责,岂轻借兵而诒机于后世。”

左宗棠则上奏说:“自洋将教练华兵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里,官司莫敢诘论。近闻宁波提标丁兵之稍壮键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长胜一军所以增至四五千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奏折)。”

就是清廷议定借兵,为了主权和社稷安危,他们也坚持洋兵的活动区域,不得超出上海、松江、嘉兴府的范围,更不许进入内河用兵。18624月,李鸿章奉曾国藩令,编练淮军,采用东南呼应,东西夹击的战略与英军头子何伯等会攻上海时,同治借兵上谕已颁布实行三个月了。李氏只是顺手使用了朝廷送到手上的枪而已。以往的史家,为什么视而不见这些铁证,要将清廷的作为,强加于中兴诸臣身上呢?只不过和文化革命整人一样,先扣罪名,再拼凑证据,为政治服务而已,那管什么事实!

历史上并不乏借外兵平叛的先例;唐肃宗李亨曾借回纥兵平息安史之乱,晚唐借沙佗国李克用兵平定黄巢起义,五代石敬塘借契丹兵争王于中原,孙中山等借前苏联之力武装军队,培训军政干部;动机不一,目的各异,怎能一概而论,视为“卖国”呢?

千秋功过,历史自会评说,但请勿肢解历史,而要尊重事实本身。

注,,胡林翼父子和左宗棠父子有两代同学之谊,因为陶澍的关系(左是陶的亲家,塾师,胡是陶的女婿)。两人相知,左宗棠未发迹时,胡林翼曾三荐左。一荐于林则徐,二荐于湖广总督程采,三荐于湖南巡抚张亮基。称他 “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左始能一展才华。

,咸丰三年(1853年)苏松太道吴键彰在上海代表两江总督杨文定要求美、英、法派海军进入长江,阻止太平军前进。四年底,法海军陆战队与清军配合,攻破上海县城。但咸丰帝对美国的出兵活动和法军的配合都没有表示赞同。咸丰十年十月,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向咸丰建议说‘征夷兵为用’。帝仍未首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公使向恭亲王奕訢表示,愿意帮中国出兵平叛。在奕亲王促成下,病中的咸丰帝才动了借洋兵助剿的念头。慈禧掌权后,遂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211]正式发布上谕,促成其事。同治元年四月初七[186255],宁(波)、绍(兴)道张景渠照会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要求英法军助他进攻宁波的太平军,此为借洋兵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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